陆志韦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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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志韦先生讲课，常常像是在聊天，妙趣横生里透着学问的智慧。
他在燕京大学教心理学，开头第一讲就对学生说：心理系房子不多，有两个实验室，一个在阁楼上，一个在地下室，可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但心理系有自己的图书室，书虽不算多，但每本都是精选的。学生说，他们初进燕京大学，听过一些系的介绍，可是都没有陆志韦先生讲得这么有趣，讲得这么好。这样的介绍不只是坚定了学生探索心理奥秘的决心和意志，多年以后，还成了学生长留心中的一份最美好的回忆。
关于什么是科学训练和科学态度的说法，陆志韦先生在课上也是讲得非常简要而生动。陆志韦先生打了比方：一般人弄掉一根针往往随意找找，而科学家则要在地上画一百个格子，一格找完再找另一格，直到找到为止。
陆志韦先生不只是口才好，他更看重学生的动手实验。他对心理学系的学生，都要求他们能够实验。实验室里长期饲养着由哈佛燕京学社提供的几十只供实验用的小白鼠，这些小白鼠身价昂贵，吃的饲料里就有美国克宁奶粉。学生靠着对这些个小白鼠及其生活习性的观察和研究，把心理学念活了。
实验而加以科学的分析方法，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特征。所以陆志韦先生教书，善于从看似纷繁复杂的实验里一下子抽出核心。
在习明纳尔课中，有同学介绍了一个实验材料，用相当复杂的一套设备来试验白鼠在饥渴情况下趋向于食物和水的频率。陆志韦先生说，这个实验等于证实白鼠知道饿了找食、渴了找水，对于白鼠这样相当高级的动物，有什么必要呢？还有学生在课上介绍了一个带点哲理的题目，陆志韦先生马上提出：实验结果与所要证实的问题，根本是两回事。这不是科学而是科幻小说。
给语言学的研究生讲课，陆志韦先生往往是提出典型问题，开出长长的论著索引，让学生自己去摸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学生提出问题，陆志韦先生也不是立刻正面回答，而是不断地向学生反问很多的问题，在反问中*着学生一步一步地接近问题的正确答案，乃至最终解题。 假如陆志韦先生的为师就算仅止于此，那也已经是很了不得的教授了。他的学生的追忆里，看到的陆志韦还是一个对学生呵护关怀有加的人师。
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做教授的有名的语言学家俞敏老先生——他是陆志韦先生在燕京大学教过的语言学研究生——晚年在给《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写的前言里讲了好几个陆先生关怀他的故事，说陆志韦是“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的“‘婆心’的大人物”。 陆志韦先生任职燕大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时，1936年寒假，研究生院学生李秉德——后来是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回家乡河南过年，由于要参加开封教育实验区的“比纳西蒙”智力测验工作，新学期不能按时返校，便给陆志韦写信要求请假一个星期。
期满返校注册，教务处办事员却说：“你迟到了六天，应缴每天一元的罚款，共六元。”李秉德说他已向陆先生写信请了假。办事员说陆先生没有找我们办手续，一定得请陆志韦校长拿来请假信并签上陆志韦的姓名，才给李秉德注册。
有的先生看了这个故事就说陆志韦治校没有权威，能力不强，连小小的办事员都能难倒他这个校长。
还有的先生又说可见燕大是教会学校，中国的校长没有实际的权力。也许这些先生的这些说法都有点儿道理。可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呢？——学校的制度，校长也该遵守啊！
陆志韦先生做校长确实是没有家长制的作风。这个故事真可以写入近世教育的《世说新语》，——这个无名的教务处办事员无意中成了这个故事里的一个主角。而陆志韦的这一个小小的故事，也在无意间让我们见识了这位受过近代西方文化教育的学者的个性的风采。 从陆志韦先生到燕京大学执教到1937年夏天为止的11年间，中国大地上始终战火连绵。先是军阀混战，然后是北伐战争，再以后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并建立了伪“满洲国”。*“先安内后攘外”，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妄图消灭中国*党的内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不可能再有一块安静的乐土来供学者们致力于学术研究。
陆志韦先生代理燕京大学校长期间，日寇侵华日甚一日，政局多变，环境恶劣。广大进步青年学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抗日救国运动。陆先生对学生的爱国行动一贯积极支持，对*当局*学生运动十分不满。他利用代理校长身份和在学术界的名望，千方百计与*当局周旋，尽量使爱国学生不吃亏或少吃亏。
那几年中发生的各种*事件，使陆先生对蒋介石领导的**有了一定的认识。
1937年夏天，蒋介石召集全国各大学校长赴庐山“集训”，陆先生托故没有参加。
1936年底鲁迅先生逝世后，在北方各大学里很难找到能开大型追悼会的地方，燕京大学却得到陆校长的支持，在燕园举行了北平追悼鲁迅先生的第一次大会。这次大会冲破了当局阻止各校追悼鲁迅先生的禁令。
那时，经常有一些进步学生被*当局逮捕或传讯，陆校长不断为他们具结保释。王汝梅（现名黄华，曾任*副总理兼外交*。1983年任全国*常委会副委员长）就是其中的一个。
中国*的友人埃德加·*是燕京大学的教员，应当说，只有当时燕园的那种环境，才给了他一个创作的良好机会。
陆志韦先生与一些重要的*党人也有所接触，邓颖超女士就曾在*掩护之下，暂居燕京大学养病。1949年夏季，邓颖超专程到燕京大学看望陆志韦先生和夫人刘文端女士等，特致谢意并在燕园合影留念！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北平、天津的一些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纷纷撤退到内地。燕京大学的行政领导也曾讨论过是否撤退的问题。后来校方认为，燕大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学校属于美国财产，日寇没有什么理由对它进行接管或干涉，因而没有同时撤退。果然，日寇因顾忌于与美英尚有外交关系，没有占领校园，于是总算保留了燕京大学这么一块处于敌人刺刀丛中的自由学习园地。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私下称这个敌伪包围下的孤岛为敌后抗日根据地。那时，平津一带沦陷区很多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撤退到后方去的青年学生，纷纷奔向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则尽量多招生，以便培养更多的抗日爱国青年，因此，学生人数猛增。
陆志韦先生虽已不再担任代理校长，但仍参与校政。当时，日本侵略者飞扬跋扈、气焰嚣张，虽说尚未占领学校，但是难与摩擦则无时不有。例如，他们要求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庆祝”日本侵略军攻占中国城市的*，学校没有同意。又如，他们借口说燕京大学既然是一所国际性大学，那么就不能没有日本籍教授，于是，提出要向燕大派遣三位日籍“教授”，实际上是三个监视爱国师生抗日活动的特务。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维护这块自由学习园地，使之不被敌伪的奴化教育污损，校方提出日籍教授不能由日方派遣，而应由学校自己聘请。于是，校方主动聘请了一位真正的学者、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教授，这才搪塞过去。燕京大学就是这样不断应付日寇的种种无理要求，坚持真理，坚持学术自由，维持课业，勉为其难地苦撑了四年。
这期间，在燕园里人们可以收听短波广播，可以谈论抗战消息，《义勇军进行曲》不时在校园中飘荡。四年间，曾有不少学生要转到大后方或延安去学习、工作。凡是要走的同学，学校都为他们送行，由陆志韦先生或司徒雷登先生，以及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老师邀请他们吃晚饭，叮嘱他们要记住“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预祝他们一路平安。不但替他们绝对保守秘密，并且大都向他们资助一些路费。
陆志韦先生在这几年里，除了协助办理校务和带心理学研究生外，主要的工作是研究汉语的语音史。
西南联大曾约陆志韦先生去执教，先生未去。原因之一是不忍抛下无依无靠的家庭，同时也认为应该坚持在燕京大学为国家教育事业继续出力。当然，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蒋介石的偏安政权不抱什么希望。
对于*后来的假抗战真*的*，对于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以及对于国际上的*动态等，陆志韦先生经常在各种不同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言论是相当激烈的。那时，虽然燕园是在美国人庇护下，但敢于直言不讳谈论抗日问题的并不多见，因而他赢得了全校师生们的赞誉。
这个时期的学子们很难埋首于课堂学习。不关心*的超然态度既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陆志韦先生也是如此，民族的屈辱不断地刺痛着他的心灵。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和继之出现的无数次爱国学生运动中，身为燕京大学代理校长的陆志韦先生虽然不便正面参加进爱国学生的行列中去，却总是想方设法保护青年学生。
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位将军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在中国*党的调停下，*同意国共再次合作，一致抗日。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陆先生也异常兴奋。他认为中国*党为全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从此他对中国*党有了一定的好感。
1938年，燕京大学学生冯树功骑自行车行经西直门外白石桥时，被一辆横冲直撞的日本军车轧死。消息传到学校后，群情激愤，纷纷提出要日本军方严惩肇事凶手。燕京大学当即以书面向占领军当局提出*，并在校内组织召开了追悼会。
追悼会是由陆志韦先生主持的，他拖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台，笔直地站在讲台上，面色阴沉，头深深地垂下，脸上的肌肉在抽动。礼堂内一片肃穆，足足有两分多钟的静寂。这难忍的沉默使全体与会者们透不过气来！突然，他用嘶哑悲痛的声音讲道：“我……我讲不出话来！因为我这里（这时他以拳捶胸）好像有一大块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是，我相信，不仅是我，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同样的压力！”这时台下鸦雀无声，人们似乎都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大家都感觉到了感情在交流。接着他又说：“死者有一颗善良的心。他追求真、善、美，但是他却被假、丑、恶给毁灭了！……他向往美好的境界，向往正义、友谊和幸福，但他得到的却是黑暗、不义和残忍……死者不可复生，但我们生者决不能忘记死者！永远、永远不能忘记！”人群中的饮泣声，突然爆发成一片大声的哭泣！
在沦陷了的北平城，日本占领者杀个把中国人还不是司空见惯的事，中国人只能敢怒而不敢言！而在燕京大学里却引起了这么巨大的风暴，侵略军怎可能不怀恨在心！在日本侵略者的心目里，燕京大学是一颗眼中钉、肉中刺，但一时又难以对燕大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