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年来我国发生了哪些可喜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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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素有“助人为快乐之本”的名言，这种帮助更多时候体现在财产和物质上，而快乐则来自于捐赠真正帮助他人之后所产生的精神愉悦和满足，这种行为也能让捐献者获得自我的认同感。关于财产的最后归宿，现代公益事业的思想理论先驱、19到20世纪之交美国最大的工业巨头安德鲁·卡耐基在其18年发表的《财富的福音》中有一句名言：“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正是因为受到这一警句的影响，比尔·盖茨在2001年宣布，在有生之年，将把所有财产捐赠给盖茨基金会，只为两个孩子各留下相当于650万英镑的遗产，但希望他们把其中一部分捐赠给防止疟疾和艾滋病之类的研究工作。
财富的集中造成*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的扩大，似乎成为了社会进步无可奈何的结果。在一个合理、公平的制度下，能干、勤劳的人与懒惰*的人所能得到的报酬必然会有所区别。但是，无论怎样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总会牺牲一部分群体的利益，或许将使他们陷入贫困的窘境。比如，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农民就是这样，当然，*已经意识到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了。作为制度的受益者，富人对于社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这种责任是间接或松散的，没有法律或道德的明文约束。然而，正如人们所认识的那样，财富的捐赠不能使接受者堕落或产生依赖，而是激励、帮助一些在困境中求生存和发展、在艰难困苦中奋发向上的人。只有这样，捐赠才适得其所。至于那些因懒惰*而生活无着的人，则应用救济和国家福利的方式使之安顿。然而在美国，行善事不一定就能得到众口一词的赞扬，美国社会的多元性同样体现在社会*上，对于基金会及其所代表的私人公益事业，不仅在认识上存在分歧，而且批评声不断。传统左派认为，基金会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补台，而且是掩盖其巧取豪夺的措施，其提供给穷人的机遇与攫取的财富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而极端的保守派则认为，现代公益事业的捐赠方式是在培养懒汉。卡耐基公开宣扬要以其财富左右社会，更引起了人们的忧虑。最极端的批评则认为，这些商界大鳄吞噬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之后回馈社会，并非出于赎罪感，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优越感。
在捐赠的动机上，美国的研究者发现，多数基金会的创办者到了晚年的时候，只是想着要做点好事，既没有那么崇高，也没有那么自私。捐赠者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是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外*教传统和平民主义使然。众所周知，*教有“富人死后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名言。在一个相对公正的制度下，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最佳途径是通过自我奋斗，而非坐享其成。因此，有人因继承了巨额财产而产生负疚感。当捐赠的社会价值观形成之后，富人如果充当一毛不拔的守财奴，可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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