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徐氏始祖陵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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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3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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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5-18 17:00
宗圣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祭祀先祖，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即使多元化文化共存的今天，“祭祀尽其敬”的社会风气依然不能改变。铭记过去，传承历史，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今天从昨天走来，今天就是昨天的延续，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没有先祖就没有后昆，忘记先祖就是不忠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尊崇、缅怀、祭祀先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也是激励中华儿女富民强国、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与荒诞不经之封建迷信迥然不同，当明察焉。
因此，今天，海内外华夏徐氏宗亲云集郯城，祭祀圣祖是“慎终追远”的善事善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承前启后，世代相传，继而发扬之、光大之。
中华徐氏始祖陵，俗称豹公墩，位于郯城县城北7华里处。为什么说豹公墩，就是中华徐氏始祖陵呢？笔者不揣冒昧，谨述如下理由予以确认，以就教诸位方家、学者和广大宗亲。 按徐国建立时间及其活动范围确认，具有合理性
大家知道，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逐渐由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完全的血缘关系得以确立。抵距今约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代，进入以城池为标志的“古国时代”。这时家庭、宗教成为古国、方国社会的重要组织基础，姓与氏出现，随之产生了“姓氏文化”。这就是费、徐等大批古国、方国形成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
那么，徐国建于何时，前期活动范围又在哪些地方呢？
《史记·夏本记》载：“禹，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褒氏、费氏、杞氏、缯氏……”由此可知，费国建于夏代，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国家。
《史记·秦本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女修，生大业，大业生大费。”
《史记正义》认定，大费就是伯益。伯益是禹的*人，《孟子·万章章句上》称：“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府志》载：“箕山，费县东南四十五里。自方山而东南起此山，顶平长数里，石灰紫色，可作砚（即金星砚，笔者注）。山前有古寺，山西有隐真洞。”
《黄志》载：“岩壑幽杳，泉流石壁下。”益避箕山，当即此山也。
《竹书纪年》载：“夏启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然而启不服，公开提出“儿继父业理所当然”的主张，废止禅让制，实行王位世袭制，形成“夏传子，家天下”的格局。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也记载：“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而立启。”
《战国策·燕策》有同样记载：“启与友攻益而夺天下。”伯益失败后，只好退居原封地即费国。夏启六年伯益惨遭杀害，费国被灭。因为伯益是东夷人的领袖，他被杀害引起东夷人的强烈不满，启不得不于夏启九年，封伯益次子若木于徐。于是，若木继承父亲之封爵，在原地盘上即“以山东费县为中心”、“伯益多年经营的兴旺发达地区建立徐国”。（李浙江《秦人起源东方考》）其活动范围，主要包括今郯城、费县、平邑、泗水、临沂、苍山、临沭、邳州等地。尤其郯城，沂沭两条大河纵穿南北，东部马陵山，又是平原大地与浩瀚大海的天然分界，且为东西南北文化、交通的交汇点，是徐国的战略大后方，地理位置极端重要。
有资料显示，徐国自夏启九年建立，至周敬王八年（前512年）失国，共存在1600多年。其中，自建国至公元前1100年前后，因战争徐国败于鲁国，而*南迁，其间近千年，传位30世，计夏袭国君12世，商袭国君16世，周袭国君2世，徐国一直游动在以郯城为大后方的广阔地带，从时空概念上判断，徐氏立国的几代先祖葬于“食邑东海”的郯城，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恕本文不论述徐国南迁后的疆域）。 遵众多徐氏族谱记载确认，具有唯一性
对豹公墩，即中华徐氏始祖陵，从现存之众多的《徐氏族谱》的记载，都可得到印证。我们可以断定，从若木始祖至五代国君豹，死后均葬于“食邑东海”的郯城北七里。除此之外，江西临川草坪《徐氏宗谱》、安徽新安《徐氏宗谱》、福建南城龙溪《徐氏宗谱》、贵州铜仁《徐氏宗谱》、山东《东鲁徐氏族谱》等均有与上述内容基本相同的记载，迄今无二说，唯一成必然。相比之下，黄帝陵尚不止“桥山”一说，曹操墓多达72座，而徐氏始祖陵在郯城历时4000多年尚无二说，真可谓“根扎郯城，枝繁华夏，远播海外”，一脉相承，不紊不乱，“天下徐氏一家人”。幸哉，大矣哉！
谱牒学，源远流长。早在商代武丁时期甲骨文中，就有氏姓世系的记载。《史记·太史公自序》：“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谱牒旧闻。”可见太史公司马迁对谱牒的重视和信赖。东晋太宁元年（公元323年），有徐令意、徐行坚等撰修的《东海徐氏老谱》。唐太宗李世民，曾修订《氏族志》。宋、明、清撰修姓氏家谱，渐进鼎盛时期。《家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国史、方志形成中国史学的三大支柱。谱者，记也，谱乃信史。自然，族谱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信程度很高。故对上述族谱记载的徐氏立国的几代先祖，均葬于郯城是肯定无疑的，确认中华徐氏始祖陵是天经地义的。 以郯城徐氏为望族确认，具有渊源性
2004年，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成立，拉开了望族文化研究的序幕。研究会确定，苍山肖氏、郯城徐氏、费县颜氏、兰山王氏、沂南诸葛氏等为临沂市望族，分别编纂《望族志》和开展望族文化研究，以期为现实服务。把郯城徐氏列为望族不难理解，以余之愚见，至少有三条依据。
其一、郯城徐姓人口多。全县867个行政村，有徐姓人居住的即有200多个，其中徐姓居民占80%以上的行政村超过40个。全县近百万人，徐姓就有九万多，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过去有民谚：“郯城县，徐一半”。虽有夸张，但可理解。
其二，郯城以徐姓命名的村庄多。诸如：徐庄、徐集、徐圩子、徐出口、徐蒲坦、徐大墙、徐海子、徐林等，多达十几个。其三，郯城徐姓名人多。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多郯城籍的著名人物，从正史、地方志、家谱中能够查到的即有：徐宁、徐湛之、徐羡之、徐孝嗣、徐凭道、徐勉、徐摛、徐陵、徐俭、徐伯阳、徐有功等。他们当中，有千古名相，有一代重臣，有文学巨匠，有皇亲国戚。据上所述，郯城徐氏确实无愧为一方之望族。探其究竟，盖因徐氏发祥于斯，幸赖先祖荫佑。先祖为源，后裔为流，源远而流长，此乃必然也。 从民间祭祀相沿成习确认，具有渊源性
“落叶归根”，是中华民族的习俗。一般来说，人死了要葬于祖籍。徐氏既然发脉于“东海郯城”，先祖们仙逝后葬于郯城是顺理成章的事。由此推理，作直言判断，豹公墩就是中华徐氏始祖陵，当然也就不难理解了。再从民间的相传习俗看，据世居豹公墩附近的郑城后村年逾八旬的徐祗法老人说：他小时，爷爷每逢年过节，即带他到豹公墩扫墓祭祖。还有许多徐姓族人相沿成习，经常到豹公墩烧纸、磕头、凭吊、祭祀。试想，不是时代相传，视豹公墩为徐氏始祖陵，徐氏后裔能这样虔诚祭祀吗！事实上，不仅郯城徐姓族人不忘先祖，而且在历史上远道而来郯城寻根问组的徐氏宗亲也不乏其例。清乾隆三年撰修的《新安徐氏族谱》中，有徐禋写的《新安徐氏开族始祖昶公考》其文中大意说，徐昶任歙州刺史，是新安徐氏始祖，但他的祖籍是哪里，众说纷纭，考察无据，历访无踪，难成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唐懿宗宰相相徐商的五世孙、唐昭宗宰相徐彦若的四世孙，而徐商、徐彦若都是徐有功的苗裔，先世家东海郯城，而《唐书》却把徐商、徐彦若记成河南新郑人。究竟如何对呢？为此，新安徐氏族人结伴，于乾隆元年赴郯城考察。文中曰：“……
不惮往还四千余里，泛舟钱塘，涉扬子，渡淮而航东海，越海州，历赣榆，抵山左之郯城，遍访徐之故家巨族，茫然不识先代渊源，未有能出其典故者，则亦灾于兵焚水溢也，不得不废然返而还……。”这些记述，一方面说明他们未能如愿，另方面也衬托出他们身居千里之外，尚知道祖籍是郯城。因为徐有功是郯人，他们都是相隔几代的后人，自然也是郯人。由此更说明天下徐氏“根扎”郯城，中华徐氏始祖陵也在郯城就成为不争的事实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得祖国面貌日新月异，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安居乐业。近几年来，海内外徐氏宗亲纷至沓来，寻根问祖，此乃人心之所向，众望所归。我们应该敞开大门，优化环境，铺平绿道，热烈欢迎五洲四海的徐氏宗亲都能畅通无阻地回归老家探亲访友，祭祀先祖，并为家乡建设建言献策，添砖加瓦。 凭徐子氽鼎等出土文物确认，具有可信性 1965年，在费县上冶镇台子沟古墓中出土的徐子氽鼎，经考古专家鉴定，为周初青铜器，其下面有阴铸铭文“徐子氽之鼎百岁用之”9个字，系徐子氽的随葬品，属国家一级物。
徐子氽鼎出土，具有重大意义。其一，填补了山东省境内没有徐国文物出土的空白，证明蒙山前怀费县、平邑等一大片土地，确实曾是徐国的活动疆域。其二，徐氽就是徐渰，系徐国第28代国君。湖北学者徐显之《徐国纪略》称：“……
二十八代君氽，即后人所称之徐渰，建都与山东蒙山南麓之费县、平邑一带。”四川学者徐建维《古徐国始末简述》：“再封徐国。建国第28代君徐渰建都费，有1965年在山东费县出土的徐子氽（渰）之鼎百岁用之可作证。”他分析：“氽、渰字形、字音、字义与费县的环境气候和徐渰在44代国君的座次排列是吻合的。”我赞成上述说法。其三，费城一带是古徐国的遗址。费县上冶镇境内的东西两个毕成村，原写为鄪城村，因为“鄪”字生僻难认，直到上世纪80年代编纂地名志才改为“毕”字的。古费国都遗址就在这两个村附近。城成长方形，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出土文物有瓦当、陶罐、铁枷、铜镞等。而出土徐子氽鼎的台子沟，距城遗址仅有3公里。有国就有都。城市、文字、冶金术，是判断国家起源的三要素。此处上有古城遗址，下有铜鼎出土，而铜鼎既能显示精湛的冶金术，又有工整秀丽的阴铸文字，三要素齐备，完全符合地上资料和地下资料“二重证据法”，可谓徐国商末周初地理位置是明据铁证。再与《尚书·费誓》相印证，更说明费县、平邑是徐国的前沿阵地，而郯城则是极其稳定的大后方。由此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徐国自建立至周初近千年的势力范围，就是今郯城、费县、平邑、泗水、临沂、苍山、临沭、邳州一带；二是郯城既然是徐国的发祥地、大后方，把祖陵建在这里，无疑是最稳定、最安全、最适当的。
据风水学要素确认，具有吉祥性 人所共知，大千世界，无处不学问。在万事万物中，已知的是有限的，未知的是无限的；已破译的是科学，未被解释的是神秘；神秘是科学的胚胎，科学是神秘的归宿。在科学研究领域里，没有绝对的是与非。我们应该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敢立潮头勇探索，正确对待和参与研究未知世界。 中国风水学，是在自然威胁人类生存的时候，由古代先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实践、思考和感悟而建立起来的，历经50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由理论实践、实用方法、实践案例组成的庞大的体系，其中虽然包含着某些非科学的成份，但是以“天地人合一”为出发点的追求和认识，却闪烁着中国先哲们大量的真知灼见。可惜在“五四”运动后，一度当作“封建糟粕”而摈弃，已相对滞后于外国。当今欣逢昌明盛世，言路渐开，人们打消了顾虑，敢于涉足边缘学科，使几乎濒临消失的风水学，又逐渐得以复苏。据说，武汉、天津等大学，已开设了“建筑风水学专业”，预示着正朝科学风水的道路前进。
《黄帝宅经》认为：“阳者生化物之父也，阴者生化物之母也。”“阴阳之理，顺之则亨，逆之则否。”现代科学证明：“环境的改变能够引起生物的变异，环境的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原因。”说白了，风水学就是环境条件学，环境影响一切，甚至决定一切。殊不知，现代人在享用现代科技所带来“文明”的同时，无不感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可怕前景。“人定胜天”的理念，当然促进了现代科技的发展；而其本身所造成的破坏，又何尝不令人担忧。我国西南五省市所发生的特大干旱，不正印证了自然生态环境破坏所带来的后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