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碰到这样的问题“黄灯：二本学生的命运，映刻着教育的底色”。小编为您整理了以下解决方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解决方案1：
2022年1月12日，腾讯研究院与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联合主办的“腾讯科技向善创新周”活动成功举办。在此次大会上，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畅销书《我的二本学生》的作者黄灯发表了主题演讲。作为一名二本院校的教师，黄灯分享了自己对二本学生的观察与思考。
黄灯在演讲中提到，2020年8月，她出版了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这是她从教十几年来的一本教学札记。她表示，尽管她曾真实地与四五千名学生共处不少时光，但她并不能对这个群体做出任何整体性的叙述。这本书与其说是一个在场者的从教经历总结，不如说是一个一线教师长期的私人观察，它裸露了她内心的困惑、思考与无助。
黄灯在2005年博士毕业后，进入一所二本院校教书，2006年第一次当班主任，接手一个班级，他们的出生时间在1987年左右；2016年，她第二次当班主任，接手另一个班级，这批孩子大约出生于1996年。换言之，她见证了80后、90后两批年轻人的成长历程。
黄灯表示，尽管她也是二本学校毕业，但她首先必须承认，因为代际的差异，在真正进入大学任教以前，她对即将面对的学生群体也抱有一些偏见。她提到，在走向讲台之前，她一直以为广东的孩子，大都衣食无忧，直到2006年5月23日的一次公共课，这个印象才得以改变。当天她给计科系的学生上《大学语文》，因为刮台风，她让学生以《风》为题写一篇作文，一个叫邓桦真的女孩很快交了作业，从她的叙述中，黄灯看到了一个家庭的：出生多子女家庭，父母每月的收入不足一千，来自农村的她，甚至不知道第二天的生活费在哪里。这次课堂的偶遇，不但调整了她日后从教的视角，也成为她想要进一步记录、观察这个群体的隐秘契机。
黄灯还提到，在走向讲台之前，她还一直以为，她的学生之所以只能考上一所二本大学，一定是因为不够勤奋。直到2010年下学期，她在肇庆校区上课，来自甘肃的刘婉丽和她讲述了她的成长经历。她是一个西北长大的孩子，从初中开始，每天都要坚持十几个小时高强度的学习，尤其到了高中阶段，更是夜以继日，不管不顾，哪怕身体出了不少问题，都会咬紧牙关，坚持学习，只有这样，她才得以考上黄灯任教的学校。所谓的“衡水模式”，其实一直是不少乡村孩子自主习得的有效法宝。
黄灯表示，她后来还注意到，她的学生，确实很多来自一些普通的家庭，就算考上二本这样的大学，他们背后的家庭也已拼尽全力。也正因为父母竭尽全力的付出，他们面对乡村的封闭和亲人不切实际的期待，常常会陷入无法言说的尴尬。
黄灯还提到，这些和学生相处的普通片段，极大地瓦解了她的偏见，也让她看到了二本学生这个群体的底色。2018年，在她任教第13年的时候，她突然感觉有很多话想说。她的脑海里，始终有很多年轻人走来走去，尽管面目模糊，但在她芜杂的视野中，却踩出了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路径。她意识到自己累积了太多太多关于这个群体直觉式的观察和思考，尽管这种直觉很难让她说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但正是这种经过时间过滤的印象，让她意识到这些碎片式的观察，可能承载了一些重要的命题，这也是她决定动笔写作的原因。
黄灯表示，首先，从精神状态而言，她觉得讲台下的学生，他们的青春，少了一份张扬和放肆，多了一份规训过后的沉默和乖巧。作为网络原住民一代，她感觉他们的生命，被更多的概念、符号和过量信息所架空，与真实的世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隔膜。
黄灯还提到，她的学生，从来没有因为观点的不同，和她发生过任何争论，也从来不会过多追问今天年轻人的现状，和时代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讲台下的孩子，一届比一届安静，班上的男生，很少去追求身边的女孩，那种属于年轻人本能的粗粝和莽撞，那种不管不顾、奋不顾身的蓬勃活力，仿佛被一条无形的绳索牵住。
黄灯表示，也许是多年应试教育的惯性，他们经过无数次紧张的课堂、数不清的题海战术、以及千百次的考试后，虽然在标准答案的召唤中，从庞大的考生队伍中艰难突围，但这种过度的透支，早已悄然磨损了他们的青春锐气。
多年来，黄灯最害怕课堂的沉默，她宁愿台下的学生活蹦乱跳、站起来顶嘴、大胆发表漏洞百出的看法，也不愿看到他们安安静静地记笔记、缄默而又淡然地缺乏和他人交往的兴趣。
在具体的课堂中，黄灯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构成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
黄灯表示，对她而言，所有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学习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无法触及到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他们压抑自己，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中，难以认清真实的个体，一种深深的茫然，不经意中总会笼罩她的课堂。
随着黄灯对学生了解的增多，她发现90后这一代孩子的成长路径，和之前80后这一代学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80后这一批学生，没有背负太多的就业压力，他们更放松、更尊重个人兴趣，班上有一个男生特别喜欢跳舞，有时在教室，同学们起哄让他跳一曲，他就会大大方方地来一段。还有一个男生喜欢武侠小说，曾经在大一、大二写下几十万字，他们也更愿意和她交流，会问她一些和学习无关的问题。
但到90后这一批学生，黄灯始终找不到当班主任的感觉，他们非常乖巧，她几乎不用费精力去管他们，但他们仿佛和谁都保持距离，不但和她交往很少主动，和同学的交往，仿佛也保持心照不宣的界限。黄灯感到他们和现实生活、和真实的日常，始终有一种疏离，虚拟仿佛就是他们最大的真实。他们从小被视像、被网络包围，手机就像不可缺少的器官一样挂在身上，哪怕在课堂，低头看手机也已成为最常见的举动。
黄灯表示，他们也很少坦然谈论自己的出生和家庭情况，对身边真实的世界——自己的父辈、身后的村庄、成长的社区、食堂的打饭阿姨等等，都没有太多的了解兴趣。他们仿佛活在互联网造就的单一价值体系里，对具体生活的想象，也仿佛来自网络给予的引导。
黄灯表示，应试教育和网络的双重夹击对年轻人精神的损耗，总是让她反省，在大学这个相比中学能动性更强一点的课堂中，她到底能做一些什么？
因为教学的便利，他们不愿意说，黄灯就尝试改变和他们的交流方式，将写作嵌入任何课程，鼓励他们抛弃学生腔的套路，从身边的世界寻找素材，通过书写，梳理个人的成长经历、回望出生的村庄、重新理解身边的亲人。黄灯发现，一旦让学生从寻找意义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写作对他们而言，就成为了生命中重要的倾诉途径。
同时，黄灯也会利用教师的身份，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尽可能引导他们坦然面对生活中的挫败和不堪，诸如贫穷、留守、缺爱和自卑所带来的伤害。黄灯在带学生的过程中发现，那些能够走出这一关，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坦然面对生活的学生，会更顺利地融入社会，也会更好地承受社会的锻压。
但更多时候，当学生陷入迷惑，而黄灯也为力时，她会鼓励他们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会鼓励他们去学校周边的城中村逛逛，尝试跟快餐店老板、外卖员聊聊天。
但这些举措到底能在怎样的程度，减缓标准答案和信息泛滥对学生心灵的异化，黄灯其实并没有太多把握，她甚至不知道这种过度的敏感和担心，是否恰好暴露了她内心的保守和焦虑。她只不过希望他们通过具体的工作、通过和真实世界的接触，能暂时剥离对网络的依赖，能和身边的人、事、物产生更坚定的关联。黄灯希望这种来自地气的滋养，能让年轻的生命多一些踏实的充盈。
除了与现实世界的隔膜，黄灯还感觉到，和她的大学时代相比，她的学生并没有想象中象牙塔般的大学体验，伴随而来的，是身份认同感越来越低。这也是黄灯想说的第二个观察。
黄灯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初期考入一所地方专科院校就读，几年后她的母校被当地另外一所专科院校合并，成为一所二本院校。从考上大学的难度而言，黄灯当初考上专科大学和学生考上二本，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记忆里的大学时光，散漫而悠闲。
相比之下，黄灯的学生在就业压力的裹挟下，越来越忙，越来越累。黄灯有时甚至感到和他们多聊一次天，和他们多说几句话，都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黄灯还留意到，她的学生，很少会因为自己大学生的身份，感到一种荣耀和自豪，而黄灯念大学时，尽管读的是一所专科学校，但“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