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风险是2015年中国经济将要面对的首要风险，而这一点尚未被市场充分认识。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地方政府总收入的35%，但土地招拍挂交易额在2014年下降了37%。由于土地出让金的实际支付通常要滞后两个季度，对的负面影响将在2015年进一步显现。
通过分析4个省、53个市的17086笔土地交易数据我们发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正在成为土地市场上非常重要的买家。2014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购买了江苏省出让土地总价的44%、浙江省的28%、湖北省的28%，以及云南省的28%。尤其在那些经济较不发达、人口出现净流出的城市，该情况更为明显。与此同时，融资平台的杠杆率和财务压力却不断提高。因此，在未来几年里土地出让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或将出现结构性放缓。
我们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来研究在市一级政府层面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可持续性问题及其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影响。我们选择了江苏省的常州市作为样本。常州是一个典型的房地产供给过剩的城市。过去几年，媒体一直称其新区为“鬼城”。
但与此同时，常州的GDP增长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即使在2014年房地产投资增长降至接近于零时，当地政府仍设法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31%，以抵消房地产减速的影响。因此，常州是一个非常适合用来研究增长可持续性问题的案例。
理解了在市一级政府层面土地出让金如何影响经济表现，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2015年经济中的潜在风险。 常州样本
常州市位于江苏省中南部，距上海185公里，人口470万，201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2994元。在全国所有城市中，常州按人口排名第35位、按GDP排名第83位。常州的发展历程代表了许多其他城市正在经历的增长模式。在江苏省，常州并不算最发达的城市。近年来常州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同时，伴随着工业化趋势，一些公司将业务搬迁至常州以利用较低的人工成本。
1.随着土地出让金的下降，常州市2015年的财政收入将锐减。
。我们的土地拍卖交易数据库包括了从2008年1月到2014年10月常州所有的3070笔土地交易。加总数据显示，常州的土地拍卖交易金额从2008年的54亿元猛增到2012年的494亿元，相当于当年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收入（379亿元）的1.3倍。
然而，2014年，土地拍卖交易金额降至330亿元，同比下降30%，降幅前所未见。该数字是土地招拍挂交易的金额，而不是出让金实际支付的金额。
2.融资平台延缓了土地市场调整的时点，但会加剧后继财政风险。
关于常州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谜题是，在供给过剩的问题有待解决之时，房地产建设投资和土地拍卖成交金额在2013年仍然继续快速增长，并推动常州的GDP增长保持在10%以上。如果房屋建造后无法出售，为什么还会有人继续购买土地呢？
答案是，私人开发商和企业自2011年以来已大幅削减土地购买量，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土地买家。我们的数据库分析了2008年以来在常州购地的2180个买家。2008-2010年间融资平台只占20%的土地拍卖成交金额，但是其份额在2013和2014年急剧上升到70%。与此同时，房地产开发商在常州土地市场的购买份额从曾经的35%以上降至2013年的11%和2014年的2.3% （见图1）。
融资平台在土地市场的崛起受到两个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工业化的放缓和城市化以及房地产投资的过度扩张。在过去的十年中，常州经历了快速城市 化的阶段。城市面积从2008年的121平方公里增加至2013年的175平方公里，城市人口从2008年的270万上升到2013年的320万。与此同时，土地市场的买家结构今年来也发生了巨大改变。
2008年，工商企业为了扩大生产基地购买了常州市三分之一的土地供给。2009-2010年，房地产行业进入繁荣时期，多家国家级房地产巨头进入常州。2010年，保利地产、金地集团和龙湖地产总计购得价值45亿元的住宅用地。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块都是溢价成交，溢价率分别为120%、115%和50%。如此高的溢价此后常州土地市场极为鲜见。
2011年以来，趋势发生变化。房地产库存大幅上升。出于对房地产泡沫的担忧，大型开发商迅速退出。两年后，由于现金流紧张和库存增加，当地规模较小的开发商也从市场逐渐退出了。
融资平台成为了土地市场的主要买家。在过去的四年中，常州有14笔土地交易单价超过10亿元，其中只有一笔是被开发商购买，另外13笔都是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购买。有趣的是，开发商购买时土地有23%的溢价，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购买时都是零溢价。过去七年里，常州土地市场上排名前三的买家都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即常州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136亿元）、常州市晋陵投资建设有限公司（71亿元）和常州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59亿元）。其中约88%的土地规划用途都是商用。
如果没有融资平台的参与，过去的几年里常州的房地产和土地市场或已经历了严峻的调整。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买地行为虽然延后了市场的调整，但却加剧了供应过剩的问题，特别是在“新城”地区。
3.“后新城效应”开始显现。
常州城市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一个是中心区，是常州历来的城市范围（钟楼、天宁和戚墅堰）;另一个是新的城市地区，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从农村转变为城市。新城区包括两个新的经济区（新北和武进）以及两个县级市（金坛、溧阳）。
这四个周边地区经历了“造新城”运动。在新北区和武进区，土地拍卖成交金额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触及历史高点，当地政府在这些地区大力发展新工业园区。在接下来的2012年和2013年，县级市迅速跟上。例如金坛在2013年卖出了价值127亿元的土地，占到当年常州土地出让金收入总额的32.4%。在这127亿元中，93.4%来自于金坛县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2010年到2013年，这四个新的城市地区（新北、武进、金坛、溧阳）分别占常州土地出让金收入的82%、93%、70%和83%。
到了2014年，“造新城”运动已经放缓。随着这些新城区的投资热潮渐退，2014年四个周边地区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全市总量的比例仅为45%。经济基本面显然不足以支持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常州的出口增长率已经从2008年-2010年的20%以上放缓到2013年的2%。过去十年中的人口流入也在2013年变成了人口流出。急剧降温的土地市场宣告了常州“造新城”运动的结束。
4.融资平台的财务状况恶化。
常州有15个地方融资平台发行了债券。2014年上半年，常州最大的五个融资平台的总资产规模是2650亿元，占全部样本的63%。常州市政府融资平台的财务报表呈现出财务质量的明显下降。自2012年以来融资平台的财务报表体现了如下趋势：总资产规模的扩张和杠杆率的上升、集团公司内外的交叉担保、应收账款的积累、可用于利息支付的现金流状况恶化。
尽管中央政府一直在努力遏制融资平台和相关的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总资产规模自2010年以来一直在快速增长。在常州，15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总资产从2008年的1280亿元增加到2014年上半年末的423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24.2%。与此同时，融资平台的总资产与常州当地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2008年的56.5%上升到2013年的93.5%。
常州15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额从2008年底的660亿元增加到2014年上半年的269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29%（见图2）。融资平台债务总额与常州当地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2008年的29%上升到2013年的58%。同期中，融资平台债务与地方政府预算收入之比从2008年的3.6倍上升到2013年的6.2倍。
常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杠杆比率稳步增加，从2011年的57%上升到2014年上半年的64%，这表明近年来融资平台的资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由外部借贷以及土地资产注入等支撑。
融资平台能够持续通过外部借款（获取银行贷款或者发行债券）来提高杠杆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个相互交织的担保网络。根据常州五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年度审计报告中的数据，其对内和对外担保的总额相当于净资产总额的比例在2012年已经超过了100%，并在2013年继续增加。我们具体查看了每个平台公司在2013年底的担保情况，其中25%提供给了它们的子公司，63%给了其他融资平台，10%给了其他国有企业，剩下的是给其他公司。
我们分析了常州融资平台财务报表中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发现后者的规模大约是前者的10倍。。
常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其他应收款总量在2009年至2014年上半年间几乎翻了两番，其中2013年出现了大幅跃升、金额几乎翻倍。2014年上半年，其他应收款总量约占总资产的30%。更令人担忧的是，其他应收款余额的平均期限在增加。常州五个最大的融资平台的数据显示，三年以上的其他应收款占总额的比例从2008年的不到5%增加到2013年的20%。这反映了常州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近年来有所削弱。
常州地方融资平台财务压力的另一个标志是总资产回报率（ROA）较低，该比率逐渐从2008年的2.0%以上，降到2014年上半年的低于0.5%。这一趋势与前述应收账款的问题结合起来看，常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面临的现金流压力非常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江苏警示
接下来，我们将考察样本扩大到江苏省所有的城市，以确定常州的情况在其他城市是否适用。在中国27个省份中（不包括直辖市）江苏按人口排名第五，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第一。在经济总量方面，它是中国第二大省，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5.916万亿元，占2013年全国GDP的10%，仅次于广东。
江苏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研究对象。虽然总体上它是一个相对发达的省份，但其北部地区欠发达城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与内陆省份相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一些工业企业将其生产基地从昂贵的城市（如苏州）搬迁到更便宜的城市（如常州）。许多内陆城市也经历了类似常州的转变。
1.各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减少。
2008年江苏的土地招拍挂成交总金额是760亿元，相当于省GDP的2.5%，财政预算收入的28%。经过平均每年50%的复合增长，到2013年成交金额达到了5850亿元，相当于GDP的10%和财政预算收入的89%。然而在2014年，土地市场明显降温，土地招拍挂交易金额降至3460亿元，比2013年几乎减少了一半。
全省13个地级市中有12个出现了土地招拍挂金额的大幅下降。在这12个城市中，卖地成交金额下降的幅度从23%（南京）到67%（盐城）不等，而中位数是44%（苏州、镇江）。如果我们计算2014年土地成交收入下降占2013年财政预算收入之比，那么各城市下降的幅度从117%（宿迁）到20%（无锡）不等。同样，此处我们采用的是土地招拍挂金额而非实际已经支付给政府的出让金总额，后者可能在2015年出现比2014年更大幅度的下降。
2.在相对欠发达城市，融资平台购地的现象更普遍。
我们逐个察看了从2008年到2014年10月发生的14336笔土地交易，并对这些交易背后的8540个买家进行分类。这个微观样本覆盖了江苏省过去七年中90%以上的土地成交总额。
与常州的情况不同，在省一级的数据中，土地市场买家的构成结构近年来一直较为稳定。2014年，43%的购买金额来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37%来自开发商、15%;来自其他企业、3%来自其他地方政府实体、另有1%来自个人。土地市场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比重虽然比2008至2011年高了10个百分点，但是低于2012年高峰时的47%。
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土地市场买家的结构出现了有趣的差异。我们将13个城市划分为三类：南京、无锡和苏州是最发达城市，位于江苏南部;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和南通属于相对欠发达的城市，位于江苏中部;江苏北部城市则相对最不发达，包括淮安、盐城、连云港、徐州和宿迁。
在江苏南部的城市，土地市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以市场为导向，参与者以开发商为主，这些开发商出于对这些大城市房地产需求的信心而不断购买土地。2014年，在南京、无锡和苏州开发商购地比例分别占69%、45%和58%。与此同时，越来越少的政府关联企业参与土地市场，它们的占比从2012年的29%下降到2014年的6%（南京）、27%到16%（无锡），以及25%到24%（苏州）。
相反，过去数年里江苏中部和北部的城市中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参加到土地招拍挂中，2014年其比例在苏中和苏北地区分别达到62%和70%，高于2010年的19%和36%（见图3）。在一些苏北城市，如连云港和徐州，2014年的比率高达92%和76%。
。欠发达城市的融资平台之所以更多地参与了土地市场，反映了经济结构不够多元化、房地产市场缺乏吸引力、人口流出，以及注重经济增长速度的政府理念。
3.融资平台主导的土地市场将加剧宏观经济的风险。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导的土地市场将会加剧宏观经济的潜在风险。首先，这与经济基本面的趋势背道而行。一个重要的证据来自于人口迁移的趋势。从2011年到2013年，所有的五个江苏北部城市都出现了人口的净流出。特别是连云港和徐州，分别流出了32.9万人和19万人，占到2010年当地常住总人口的3.8%和4.3%。与此同时，一级城市如南京和无锡则发生了7.6万人和5.5万人的人口净流入（约占各自原有人口的1%）。经济基本面的数字显示，苏南地区的土地市场应该比苏北地区的土地市场增长速度更高才对。
但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从2009年到2013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在苏南地区仅增长了116%，远低于苏中地区的174%和苏北地区的355%。为什么城市人口外流的地区土地出让金收入却增加得更多呢？我们发现是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积极参与了土地招拍挂市场。我们发现越是面临人口流出的城市往往越依赖于融资平台来购买土地，这之间有相当强的相关性。在面临人口流出的城市中，融资平台占到土地招拍挂金额的64%，而在人口流入的城市中这个比例只有32%。
人口迁移的数据清楚显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支持的土地市场不具备长期可持续性。融资平台可能会暂时推高经济增长，但会导致大规模的资金配置到效率较低的地方。有些人可能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因此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在未来可能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然而，苏北城市中融资平台在土地市场上的主导优势已持续多年，但苏北地区的出口增长并未明显提高，这表明以工业化为理由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并不一定见效。
其次，融资平台在土地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可能会加剧经济的不平衡。相比于转向更多服务业和经济发展质量的苏南城市，苏中和苏北城市仍严重依赖固定资产投资。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平均比例在苏南是53%、苏中是63%、苏北是73%。例如，苏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只有42%，同时2014年苏州的融资平台在土地市场的份额是24%;而高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的连云港（固定地产投资比GDP为93%）2014年政府融资平台占当年土地招拍挂总额的93%。
第三，融资平台在土地市场上的过度参与会导致住房过剩情况的恶化。我们计算的潜在去化率（从上一年的土地交易数据推算规划建筑面积，再除以当年的销售量）显示，2014年苏北地区消化库存需要28个月，高于2013年的22个月;苏中地区平均是21个月，比2013年的13.6个月也有大幅上升。而苏南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仍然供应紧张。常州、连云港、盐城、扬州、宿迁一年的潜在供给平均可供两年多的销售。其中的一些地方被国内媒体称为“鬼城”。
4.造新城的运动已经进入尾声。
类似于常州的情况，与老城区相比，县和新建的工业园区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更明显。在县和新建工业园区，土地招拍挂金额从2013年的2940亿元降至2014年的1470亿元，其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贡献了41%。自2008年有数据以来，这是首次出现土地招拍挂金额下降的情况。老城区的土地招拍挂金额虽然也出现了下降，但降幅较小，从2360亿元至1640亿元。
5.苏北地区的融资平台财务状况恶化更严重。
我们的数据库包括江苏省13个城市的200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总资产截至2014年上半年达到1.2万亿元，债务总额达到7260万元。这些融资平台的规模近年来发展迅速。从2009年到2013年，其债务总额年复合增长率为19.6%，总资产复合年增长率为20.8%。相比之下，苏中和苏南城市的融资平台增长更快，其债务年平均增加27.8%，资产年平均增加28.2%;苏南城市的融资平台债务和资产的增长速度分别只有16.6%和17.5%。2009年到2013年间，苏北地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占当地GDP的比率从40%升至42%，苏中地区略降至55%，苏南地区则降至62%。
苏北地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快速扩张与其在当地土地市场上主导地位的上升是一致的，这也体现在我们的土地交易数据中。因为购买土地会导致资产负债表的膨胀，但是并没有直接的利润回报，所以融资平台可能不得不依靠借贷来完成这项交易。而融资平台更多地参与土地市场可能会给地方财政压力带来更大的风险。
融资平台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在各个城市比较普遍，而在苏北城市更为明显。
杠杆率提高：在苏北所有的五个城市中，资产负债率在2009年到2014年上半年之间都有上升，平均提高1.7个百分点。
应收款累积：在2009年到2013年间，财务报表中的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在苏南地区从15.6%上升至17.5%，苏中地区从24.2%上升至25.6%、，苏北地区从17.2%上升至21.6%。
盈利能力下降：在2009年到2013年间，营业利润与财务费用的比率在苏南地区下降了0.4个百分点，苏中地区下降了1.3个百分点，而苏北地区下降了2.9个百分点。 整体风险
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是一个全国性现象，且在近年来变得愈加严重。2009年，在59%的城市中土地拍卖成交金额的规模不到财政预算收入的一半，只有14%的城市中土地成交金额超过预算收入。但到了2013年，20%的城市中土地成交金额超过了财政预算收入。
在全国层面，土地招拍挂交易额从2013年的4.2万亿元下降到2014年的2.7万亿元，降幅37%。
此外，我们考察了公开财务情况的1253家融资平台，分析了它们的各项财务指标在近年来的变化趋势。均出现了下述情况：
①杠杆率上升。全国的融资平台的杠杆率普遍出现了上升，其中值从2009年的48.2%上升到2014年中期的50.1%。全国大约有10%的融资平台的杠杆率超过了70%。
②利润率下降。大多数城市中的融资平台的股权回报率都出现了下降，其中值从2009年的4.7%下降到2013年的3.1%。根据2014年中期财务报告计算的股权回报率出现了进一步的下降，不过这可能和季节性有关。在2013年的中报数据中也出现了股权回报率的大幅下降（不排除季节性因素）。但是在2013年底又有所回升。
③在应收款方面，全国的数字要比江苏省的情况好一些。应收款占净资产的比例在过去数年中仅仅略有上升。
在我们对江苏的案例研究中发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土地拍卖市场的重要买家。由于时间限制，我们未能具体考察中国每一个城市的具体情况。我们宽展城市样本，选择了浙江、湖北、云南三省，把它们作为中国内陆和沿海的代表。需要强调的是，选择这些省份并不是因为它们情况比别的省份更好或更差。在没有得到全国数据之前，我们不能得出确定的结论，但是这些省份可以给我们未来的研究指引方向。
这些省份的数据显示，地方融资平台在各自的土地招拍挂市场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并未像江苏的情况那样占据主导地位。在浙江、湖北和云南，地方融资平台分别购了28%、28%和22%的土地招拍挂金额。在这些省份内部的城市之间也有显著的差异。融资平台在浙江各城市的土地市场中所占的比例从1%到65%不等、在湖北是18%到72%不等，在云南是0%到50%不等。
如果把中国经济比喻成一架高速火车，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就是两排车轮，而土地财政则是驱动列车前行的关键引擎。土地出让金收入下降对财政收入带来的冲击将在2015年突显，土地财政的全盛时期或已结束。若不及时调整，中国的财政收入可能面临持续压力，目前的增长模式也将面临严峻挑战，而宏观风险也将因此加剧。
存在进一步减税空间
关于“税负高”之说，国家税务总局虽然不赞同，但也表示有进一步减税的空间。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钱冠林说，中国当前的总税收约占GDP比重的20%，这个税负水平在国际的横向比较中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低的，但就这20%的比重来讲，仍然是有减税空间的。
事实上，中国从21世纪初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减税的步伐，“减税”成为近年来中国税收改革和政策调整的主基调：全面取消农业税、企业所得税两税并轨、增值税转型、停征利息税、降低股市交易印花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降低部分进口商品关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等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都让企业和个人实实在在地尝到了一些甜头。而今年“结构性减税”仍然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
有关部门对今年结构性减税作出了具体规划。据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介绍，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是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继续加大税收政策支持力度，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三是稳步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四是扩大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征税试点范围，出台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五是通过实施较低进口暂定税率等方式，鼓励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要求的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以及国内紧缺的重要能源、资源、原材料等产品的进口。
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税收不是单纯地往国库里送钱，它更承担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任。当前国际经济持续低迷，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中国急需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扩大内需的重要机制之一就是结构性减税。比如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后，更多的人收入会增加，这有利于增加消费。而降低增值税的比例，实际上就是降低商品的价格，对于降低通胀、拉动内需有直接作用。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林勇明对记者说，目前的减税是结构性减税与优化税制，主要是减轻中低收入者和微小企业的税负，并调整税收结构，消除其中不利于结构转型的因素，因此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稳定就业并推动结构转型，有利于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马衍伟分析说，评价结构性减税政策，其中之一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刺激需求特别是扩大内需，推动经济自主有序平稳增长。
经济活跃才能拓展新税源
减税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是利好。专家们指出，从长远看，对符合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标准的行业或企业减免税负，有助于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林勇明表示，恰当的减税对国家和企业是“双赢”。减税后企业负担下降，经营更加活跃，效益更好，这样能增加政府征税的税基。
事实证明，我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在进行“结构性减税”，但这并未让财政收入减缓反而一直在增长。马衍伟说，结构性减税不等于财政减收。结构性减税短期会影响财政收入，但从长期看有利于财政增收。因为结构性减税有利于增加企业盈利，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进而扩大税基，为财政增收奠定税源基础。这就是工业化国家多年来减税浪潮此起彼伏，但政府收入不断提高的秘诀之一。
林勇明认为，从短期看，减税对税收收入略有影响。但从中长期看，减税带来的刺激需求、活跃经济的效应将带来政府税源的稳定、税基的扩大，因而是于国于民都有利。民富才能国富，让富于民应是未来财税政策调整的一个方向。
财政部在2020年2月10日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0382亿元，同比增长3.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9305亿元，同比增长4.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101077亿元，同比增长3.2%。
从主要税收收入项目来看，2019年，国内增值税62346亿元，同比增长1.3%；国内消费税12562亿元，同比增长18.2%；企业所得税37300亿元，同比增长5.6%；个人所得税10388亿元，同比下降25.1%；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5812亿元，同比下降6.3%；关税2889亿元，同比增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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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重庆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影响因素 实证分析 计量经济模型
一、引言
地方财政收入是指按预算管理体制的规定，由各级地方财政组织、支配、使用的收入。它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级地方政府行使其职能的财力保证。。同时，一个地方财政收入的规模还要受到当地经济规模等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以重庆为例，重庆市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在1996年到2012年期间，地区生产总值由1315.12亿元增长到11409.6亿元，辖区内财政收入由942682万元增长到37995788万元；随着国家关于西部大开发、三峡工程建设与库区移民开发等重大战略举措的实施，重庆的固定资产总投资从3207278万元增长到93800012万元。因此，若能结合以上信息分析出影响重庆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对重庆以后能够更快、更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与现实意义。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
由于本文是研究在1996年-2012年中对重庆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选取如下变量：
1.重庆的财政收入：使用Y表示，单位为万元
2.本市生产总值：使用X1表示，单位为亿元
3.年末从业人员数：使用X2表示，单位为万人
4.本市税收收入：使用X3表示，单位为万元
5.本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使用X4表示，单位为万元
。
（二）模型建立过程与修正
拟合出模型（2）后，其生成的随机误差项有可能存在异方差性，所以接下来要对模型（2）进行异方差检验，用White检验法（原假设：模型不存在异方差），结果见图2：
根据模型（5），从经济意义方面来看，税收收入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是正的，即它们对重庆财政收入的影响是正的，符合现实意义；从拟合优度来看，重庆的财政收入总变动中，97.9%的部分可由税收收入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来解释，即样本对整体拟合程度较高；从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来看，因为足够大，能够通过F检验，说明税收收入与固定资产投资两个方面对财政收入的整体影响是显著的；从回归参数的显著性来看，当时，所有参数，拒绝原假设，参数都通过t检验，即税收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各自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而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税收收入每增加1万元时，平均说来财政收入将增加2.956万元；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万元时，平均说来财政收入将增加0.147万元。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重庆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影响重庆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虽然很多，但是税收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对重庆财政收入有着明显的推动和拉动作用，应加强税收征收制度，保障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应鼓动投资，投资是拉动重庆发展的动力，重庆财政收入的增加较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增长。
参考文献：
[1]庞皓.计量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6.
关键词：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5月18日
国内生产总值（GDP）与政府财政收入（GGR）是国民经济中至关重要的两个概念。财政收入对宏观经济调控、公共政策和政府职能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有观点认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应该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将有可能造成财政浪费，影响拉动内需，甚至造成“国富民穷”的后果。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及政府公共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也呈逐步上升的态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40，370.03亿元，比上年增加11，160.39亿元；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640，696.9亿元，由此可得2014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21.9%。目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高还是低？财政收入与GDP的关系如何？有什么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财政收入与GDP的关系
一般来看，一个国家的财政实力主要表现为其财政收入规模的大小，考察一个国家财政收入规模的常用指标有绝对量指标和相对量指标。绝对量指标主要是财政收入总额。相对量指标主要有：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比，等等。一般情况下，主要运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考察和反映政府的收入规模或财政实力。财政收入总额反映一定时期内政府通过各种收入工具取得的可供政府支配的资金量。目前，一般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而不用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来反映财政收入的规模，其原因在于：
第一，从统计角度来说，我国核算体系已由MPS体系转向SNA体系，传统的国民收入指标已不再使用。
。
第三，从财政收入规模的国际比较来看，通常使用的都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这里，还可以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一个辅指标来反映政府履行其职能对整个收入分配的财力要求。财政支出总额反映一定时期内政府实际安排使用的资金量。通过这一指标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对比可以从中看出当前状态下政府支出状况的满足程度。
另外，对于政府来说，其财政收入是整个社会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表明政府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集中程度，反映了政府的财力规模或财政实力；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则动态地反映了财政实力状况，或者说，这一指标反映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财政实力的变化情况。衡量政府的财政规模，国际上一般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反映。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立。本部分致力于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来研究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支出法生产总值）的比重的实证分析。（图1）从图1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整体波动性很大，主要以1979年也就是改革开放为界。改革开放前其比重呈相对平稳的波动状态，而且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1978年到达一个最高点31.24%以后，1979年比重开始明显下降，1996年达到一个最低点10.91%，而近年来逐渐有所回升。（图2）
由于原始资料的比重时间序列图大致呈平稳趋势，鉴于只有50年的数据资料，若对数据进行差分，定会损失部分信息。所以先对原始资料作一阶自回归，并借助于EVIEWS软件建立AR（1）模型，其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表1）
由此可以得到模型方程为：
xt=？茁0+？茁1xt-1+？琢t
即：xt=0.11+0.96xt-1+？琢t
（二）模型检验。为检验模型的拟合程度好坏，需要对残差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有多种检验的方法，比如可以用残差散点图法，即借助SPSS软件画出散点图。为了进一步检验之，同时还可以在EVIEWS软件中进行ADF检验，如表2所示。（表2）
可以从模型中很直观地得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变化是和前一期的比重高度相关的结论。相关系数从模型中来看达到了0.901，可以说前一期的比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后一期的比重。实际上，从数据分析中还可以得出：经过一阶差分后的比重时间序列数据就变成平稳序列了，也就是说比重变化的增量是保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趋势的。本文认为，GGR增速应该为多少并没有一定之规，其增速超过GDP并不一定就会产生不利的后果。GGR增速与国家税制结构、经济增长速度紧密相关。
三、结论及建议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并非越高越好。很多研究者认为，财政收入增速过快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比如可能意味着宏观税负过重，不利于国计民生，而且财政杠杆的运用效率和财政收入的用途等问题都是财政收入占比过高产生的后续问题。本文认为，GGR增速应该为多少并没有一定之规，其增速超过GDP并不一定就会产生不利的后果。GGR增速与国家税制结构、经济增长速度紧密相关。在现有观点中，对GDP增速过快的担忧，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经验，他们认为GGR增速与GDP增速应该保持在同样比例。GGR占GDP比例究竟多少是合适的？一直都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和难点话题。虽然财政收入绝对规模没有定规，但原则上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
对财政收入增长是否合理的判断，不能仅衡量速度和比例，还应该参考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数量和质量。只要财政收入能够合理地运用到公共产品和服务上，也没有对市场造成“挤出”效应，财政收入增速及其占GDP比重就是合理的。由此可见，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与政府所承担的职能密切相关。我国正在完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历史欠账较多、人口基数大，相应的财政支出较多，GGR占GDP比重近几年呈升高趋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我国GDP增速下降至8.55%，为振兴疲软的经济，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因而GGR数量也相应提高了。
主要参考文献：
[1]杨丹，陈晓毅.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4.3.
在众多的指标权重测算方法中，AHP因其对数据资料要求不严格，只需要某一时点的样本数据，同时又可避免大量指标同时赋权而引起的混乱，所以在风险研究领域得到普遍运用。因此，本文也采用这一方法对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警指标权重进行确定。首先，构造一个地方财政收入风险的层次结构模型，包括目标层、中间层和指标层(见图1)。其次，指标权重的整个计算过程是运用AHP软件yaahp的群决策功能完成的。设定标度类型为e^(0/5)～e^(8/5)，专家数据集结方法为各专家排序向量加权几何平均，并将国内五位财政学者对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警指标重要性判断问卷调查的结果输入软件，并自动生成群决策计算结果。再次，计算随机一致性比率CR进行指标权重合理性检验。当CR＜0．1时，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否则需要重新构造判断矩阵，直到通过一致性检验为止。经过上述三步，最终得到地方财政收入各风险预警指标的权重。由表3可知，从单个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警指标来看，税收收入增长弹性系数所占权重最大，达到16．08%，财政收入增长率所占权重最小，仅为7．88%。除财政自给率所占权重为9．19%外，其他预警指标所占权重都在10%以上。从地方财政收入风险因子角度进行分析，结构风险因子、质量风险因子指标所占的权重大，对地方财政收入风险评价的结果影响很大。
二、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警系统构建
根据前述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警指标风险分数值的映射原则，将每一个预警指标实际值按照其所处风险区间的不同映射为相应的分数，再根据各预警指标对地方财政收入风险的贡献权重(即运用AHP得到的指标权重)，计算出各年度的综合评价分数，据以建立地方财政收入风险综合评价函数。其中，R代表地方财政收入风险综合评价分数，Xij代表第i类风险因子第j个指标的风险映射分数值。与此同时，由于各风险预警指标借助0分、1分、2分、3分的指标分值表示其风险运行状态，因此，地方财政收入风险最终加权得分仍可采用0分、1分、2分、3分反映其不同的风险区间。本文设定1．5分为轻警和中警之间的界限，两两分数之间的区间就是每一运行状态的风险综合评价分数区间。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地方财政收入的风险状况，分别用不同的灯号表示不同的风险区间，如表4所示。
三、2006～2013年辽宁省地方财政收入风险的实证分析
在选取《辽宁省统计年鉴2013》及《2013年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预警指标数据的基础上，将各预警指标值经过指数化处理后得到的风险分数值代入公式(1)中，运用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警系统对辽宁省2006～2013年地方财政收入风险进行分析，得出辽宁省地方财政收入风险的综合评价结果，如表5所示。综合评价结果显示，辽宁省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除个别年份外基本处于轻警区间且属于轻警偏下的状态，总体可控。从地方财政收入风险因子的角度分析，规模因子的风险值偏高，这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是财政收入增长率的变动较大，此与经济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二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动较大，从2006年的8．79%上升到2013年的12．34%，且呈现逐渐上升趋势。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辽宁省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还是处于偏低水平的。从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警指标的角度分析，不难发现有三个预警指标值的变化趋势比较明显(如图2所示):一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二是增值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06年的15．21%下降到2013年的6．85%，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三是营业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06年的25．12%下降到2013年的19．63%。尽管辽宁省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较快，但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总体仍呈现下降趋势，这必然导致以此为税源的营业税收入的减少。
四、不同进度下增值税扩围改革后辽宁省地方财政收入风险预测
关键词：GDP 财政收入 实证分析
一、前言
GDP中文译名为国内生产总值，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GDP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核心指标，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同时， GDP作为国民经济的最终成果，可以分为国家所得、单位所得和个人所得，其中国家所得即为财政收入。其计算方法一般有两个，收入法：GDP = 工资 + 地租 + 利息 + 利润 + 间接税净额 + 折旧―补贴；支出法：GDP = 消费 + 投资 + 政府支出 +（出口―进口）。
财政收入是政府为满足支出的需要，依据一定的权力原则，通过国家财政集中的一定数量的货币或实物资财收入，一般依据支出确定收入原则来实行财政收入预算。财政收入一般按政府取得的形式主要分为5类，即税收收入、国有资产收益、国债收入、收费收入和其他收入（包括基本建设贷款归还收入、基本建设收入、捐赠收入等）等，其中税收收入是主要部分。
从上面的关系可以看出，财政收入是构成GDP的一部分，GDP是财政收入的基础，而财政收入又反映GDP的规模大小，GDP规模越大，为财政收入增长提供的财源就越丰富。而合理的财政收入是政府实现其职能的重要保障，只有政府正常运转，社会的正常秩序才能得以维持，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大环境。
二、实证分析
1.相关性分析
相关分析是研究现象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依存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一般用相关系数r来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 取值为-1≤ r≤1 。当-1≤ r
利用我国2000-2011年相关数据，我们得到了财政收入和GDP的相关系数r=0.9994。由相关理论可以知道，当大于0.8即可视为高度正相关。因此从数据计算结果来看，财政收入与GDP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并且为正相关关系，GDP规模越大，财政收入也就越大。
2.一元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是确定两种或两种以上变数间相互依赖的定量关系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意在研究变量之间存在但又不确定的相互关系以及密切程度。如果把其中的一些因素视为自变量，而另外一些随自变量变化而变化的变量视为因变量，研究他们之间的非确定因果关系，就是回归分析。若只有一个自变量和一个因变量即为一元回归分析。
由于在上面相关分析中已经测定财政收入与GDP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进一步把GDP作为自变量（x），财政收入作为因变量（y）进行回归分析。
通过对全国2000年至2011年财政收入与GDP数据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Y = -9436.9510 + 0.2279*X
（-15.87） （90.14）
R2=0.9989 F=8126.037 DW=0.9920
分析知，财政收入与GDP的弹性系数为0.2279，表明全国GDP每增加1个单位，全国财政收入相应平均增加0.2279个单位。
3、财政负担率分析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又称为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即财政负担率=财政收入/GDP。财政负担率反映出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占有和支配社会资源的关系，反映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能力和影响社会资源配置的程度。由于在单个核算期内GDP的变化与财政收入可能不“同步”，因此就单个核算期来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会上下波动。但从较长时期来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一定的变化趋势。为此，我们分析了2000-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与GDP之间的比例关系，做出如下变化图：
历年相关数据表 历年财政负担率变化图
因此得到结论：从全国来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攀升。2000年-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3.50%上升到21.96%，11年间上升了8.46个百分点。这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公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逐步扩大和经济承受能力的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随着经济的增长也在不断提高。
三、研究的现实意义
。。反过来，财政收入是政府履行职能的基础，只有政府健康高效的运转才能给我们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经济环境，这同时又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条件。但是，财政收入过高会反过来抑制经济增长，产生副作用，因为政府的财力过度集中，则会挤占纳税人的利益，削弱经济发展的基础，最终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因此，需要科学制定财政税收政策，将财政收入对GDP的比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以便使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实现良好健康增长。
参考文献：
[1]王剑.对承德市GDP 与财政收入关系的分析研究.统计与管理，2013.01
[2]蔡军，朱冠平，武真.浙江省GDP与财政收入的计量分析.经营管理者
一个国家财政收入规模大小往往是衡量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因此，各个国家都要通过财政收入对整个国家宏观经济进行调控，通过适当地增加或减少财政收入总量的方法加以实现。本文选择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以及税收增长率三个指标作为影响因素，对财政收入的增长趋势进行分析，以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为工具，通过多元回归模型来拟合解释财政收入的变化，并根据分析结论，提出提高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的对策和建议，为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和依据，从而实现我国财政收入总量的平稳增长。
一、财政收入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回归分析
。根据以上指标和数据，本文应用Eviews软件，通过最小二乘法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结果如下：
由回归方程可以看出，R2=0.9331，说明该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并且F=21.16764>F0.05（3.16）=8.70，回归方程也很显著，回归系数在显著性水平为1%时，除了固定资产投资的P值略大于1%，其他变量的P值均小于1%，所以各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即财政收入有显著影响，即以上变量联合起来对财政收入有显著影响。
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GDP每增长1%，财政收入就会增长0.3593%，固定资产投资当期每增长1%，财政收入就会下降0.0485%，这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滞后效应所产生的，即当期投入不会立即转化成当期产出，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转化为生产能力从而增加产出，使财政收入增加；。这与经济理论分析相一致。
（二）结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GDP和税收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都有直接促进作用，而固定资产因为滞后效应的存在，所以它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具有两方面影响。首先，经济的增长（GDP增长）是财政收入形成的基础，也是财政收入持续增长的前提，所以经济增长必然带动了财政收入的提高。其次，固定资产投资虽然对财政收入的增加提高了物质基础，但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对财政收入的当前影响并不十分明显，这是由于固定资产所特有的滞后性造成的，所以在短期中固定资产投资并不会对财政收入的增长带来明显的刺激作用。。
二、对策建议
第一，从财政收入与GDP 的方面看，首先应该保持财政收入合理的规模，使财政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保持同步，让其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下。其次，应该大力促进经济增长，从而提高财政收入的增加。提高税率、增加税种的方式固然会使财政收入暂时提高，但是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远大于它所带来的暂时的利益。所以扩大财政收入的根本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把经济规模做大，把经济的效益提高，在此基础上加强税收管理，才能使财政收入呈现良性的增加。
一是由于考核机制不合理，以GDP 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为核心的考核方式导致财政收入虚增。从财政来说虚增是挣了面子、丢了里子，一方面得不到真正的实惠，掩盖了真实的收支矛盾，也导致上级转移支付减少;另一方面还面临着巨大的审计、纪委追责风险。如某省在对经济强县和非经济强县测评中，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税收收入增长速度的权重分别为7%、6%、5%，远高于其他指标的权重。
二是由于预算编制方法不合理、基数比例法预算编制方式的内在驱动导致财政收入虚增。部分地方财政收入预算编制一直采用的是基数比例法，即以上年财政收入实际完成数为基数，按照上级下达的增长率考核指标来确定本年的收入计划，该方法将当年一次性、超常规及政策性收入等纳入下年度增长基数，势必导致收入预算脱离地方实际，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一些经济不发达、财源匮乏的地区，依靠挖潜无法完成收入预算，只能采取空转的模式虚增财政收入。
三是由于财政管理不规范、虚增的行政成本和经济成本偏低导致财政收入虚增。其一，部分财税政策执行中自由裁量权过大，地方有选择性地执行政策，合规虚增。如，按照条例实际占用应缴纳耕地占用税，但未批先占使用耕地的基本上都是地方的政府性项目，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为减轻资金压力，地方不愿也不缴纳耕地占用税;经济下行时，为完成收入目标，就成了地方政府清理欠税的主要对象，财政列收列支垫款缴税和滞纳金，收入支出同时虚增。其二，地方独享税与非税收入由于不需要分成上解，虚增收入的直接成本低，成为了虚增的重灾区;共享税由于分成的原因，虚增会被上级财政拿走一部分，直接成本太高，空转比较少见，空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情况基本没有。
四是由于监管不到位、处理处罚对地方难有实质性的触动导致财政收入虚增。监管存在死角，外部监管没有常态化，审计署审计监管滞后，部分县(市)很多年难得遇到一回，风险成本偏低;同级政府内部监管流于形式，部分地方审计部门年度预算执行审计中，反映出了很多有关收入质量方面的问题，但罕见整改或追责。
二、治理收入虚增的几点建议
首先，规范地方财政收入管理行为。一是淡化对财政收入增长率的考核， 不再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及增幅进行排名，下达的财政收入指标应当以指导性、预期性为主，弱化指令性和任务性，杜绝强制性，确保财政收入指标科学可行和客观真实。二是规范收入征管。依法实施收入征管，纠正越权减免税和随意批准缓征、欠税、包税、征收过头税、收入混库等违规行为，坚决防止和查处引税行为，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增强自我保障能力。
其次，优化年度收入预算编制方法。一是改革基数比例法，探索建立综合投资、消费、政策等多种因素，科学编制财政收入预算的新方法。地方在下达收入任务时，应客观认识和判断本地区经济状况与发展趋势， 切合实际进行测算、预测，科学定位年度财政收入增长目标和收入结构，合理确定本地区财政收入增速、税收收入增速、占GDP 比重、非税收入比重等指标。二是推动编制中长期财政预算，规避因考核产生虚增等短期行为，实现财政收入与GDP 相适应。
关键词：财政收入；经济转型；产业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2-0120-02
一、大庆市财政收入结构存在的问题
1.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能够从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得到综合反映，财政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两者相互影响和促进。GDP中财政收入的比重用来衡量经济运行的质量。GDP中，财政收入所占比例受到国家或者地区的各项政策和税收的影响，同时也和这个国家的产业以及区域、所有制结构等息息相关，当前还和经济运行质量紧密关系。
2000―2013年，大庆市财政收入的顺序是25.014 7亿元、26.581 1亿元、29.016 4亿元、32.348 5亿元、55.511 9亿元、49.980 2亿元、62.399 0亿元、89.757 2亿元、101.595 4亿元、107.118 2亿元、136.283 0亿元、194.305 8亿元、209.761 9亿元、208.213 0亿元。同期大庆市GDP分别为1 029.300 2亿元、1 077.900 2亿元、1 030.710 1亿元、1 123.903 5亿元、1 239.967 3亿元、1 400.719 5亿元、1 617.078 0亿元、1 822.278 1亿元、2 220.418 8亿元、2 120.003 6亿元、2 900.064 2亿元、3 741.538 9亿元、4 001.069 5亿元、4 181.500 0亿元。大庆市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2.43%，上升到2013年的4.98%。依据数据和模型，才能对大庆市财政收入结构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
尽管大庆市财政收入在逐年增加，然而和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还是偏低。全国财政收入在2013年中所占比重高达22.71%，但是大庆市却只有4.98%，和全国相比差距明显，低了将近17.73%。由此可知，当前政府只有有限的资源可以利用，调控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能力差。要想让大庆市财政收入和经济得到健康的发展，应当对经济增长予以促进，同时也要对财政实力予以提升，只有这样才能使GDP中财政收入所占比例偏低的问题得以改善。
2.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较低
大庆市近几年来的财政收入结构并不理想。第一，财政收入中税收所占比例不断降低。77.594 7|元为大庆市2010年的税收收入，80.92%是其财政收入的比重，税收收入在2013年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其总额为108.228 6亿元，但是比重却只有75.37%，有5.55%的下降比例。在这些对比的年限中，仅有一年高于上一年，从整体上看每年都是处于下降的趋势，由此可见财力状况不佳。第二，和全国作对比，大庆市在这一方面的比例也比较低。财政收入在2013年的比重高达85.54%，但是大庆市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却只有75.37%，和全国相比比例严重失调。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比重和其他发达的省市相比，都维持在85%―90%。因此我们可以说，当前大庆市税收收入的发展水平较低。
3.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偏高
大庆市非税收收入近年来的增长迅速，从之前的数据可以知道，有18.301 7亿元是大庆市在2010年的非税收收入，有19.08%为财政收入。大庆市2013年非税收收入为35.371 6亿元，有近2倍增长量，其中24.63%为财政收入中非税收的比重，有5.55%的提高量。。然而，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应当以税收为主，当前政府可用财力受到局限也制约着整体经济效益。
4.主体税种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偏低
财政收入结构的不合理通过失调的税收结构得以反映。通过之前的数据我们可以对财政收入结构和所有税种的增长情况进行分析，得到当前税收收入中大庆市的主体税种比例依旧比较低，而且还有不断下降的趋势。明显提高的是其他小税种。。。为大庆市在2010―2013年比重41.33%、42.25%、40.09%、43.08%。22.51%、24.19%、23.14%、21.59%为大庆市主体税种的比例，4.36%、6.43%、7.98%、6.39%为税收收入中契税的比例。2.81%、5.20%、2.24%、1.81%为大庆市2010―2013年税收收入中耕地所占的份额和比例。
二、政策与建议
大庆市地方财政收支与资源型经济转型存在相关关系。大庆市资源型经济转型影响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和调整优化地方税收结构的同时，对产业和行业结构的调整可能会造成地方财政税收减少和增速下降，财基不稳。。
1.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财政收入
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健全的经济结构，只有依赖于健全的经济结构才能加大财政收入。大庆市省经济结构的优化，应该结合自身不同产业的特点来进行。首先，从农业区域布局开始优化，充分结合地域优势，发展有地域特色的主导产业。第二产业即制造业投入^续加大，优化产业布局。结合当地资源打造第三产业，让旅游业在大庆市成长起来，加快其进一步发展。目前大庆市拥有完善的条件来让旅游业成为支撑大庆经济繁荣的产业。
2.建立健全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
为了使财政收入达到平稳的增长，实现一定的规模，发展财政收入多元化，必须使财政收入具备一定的增加幅度和相应健全的财政收入考评制度。
。为大企业项目开发提供相应的支持，扩大市场，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运营条件。努力发展地方财政收入，积极开发与大企业合作的新形式，依靠它们的雄厚资金实力和巨大的资产支持发展地方企业，提高财政收入。第一，要对大企业的消费市场进行分析，使本地企业从大企业的消费市场抢占先机，进行相对的整合资源为大企业的需求进行服务，提供他们消费所需的产品，和提供为本地企业生产相应大企业的消费物品所需的设施设备及场地。第二，要对大企业进行招商引资，要让大企业在本地注册建企，为本地企业增加财政收入，而且还要引导大企业对本地进行投资，积极寻找契机，进行合作，加大企业对地方的财政投资，加强与地方企业合作的机会，积极的提升大企业对地方财政增加的贡献。
3.进一步加强项目建设，扩大经济规模
作为经济支柱的产业是项目建设，大庆市要想加强经济收入，作为工业城市的大庆不但要发展工业项目而且还要加强对服务业、旅游业等其他产业的建设。积极投入项目建设必须注重两点：第一，做好协调服务是项目的重中之重；第二，开展多个项目储备为项目建设做好铺垫。对项目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开发对大庆市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幅度起着重要的作用。科技发展的欠缺需要财政的帮助，使大庆市的财政收入多元化发展，加强市场环境的良性发展，加强产业的发展创新，才能不断增加、壮大大庆的财政收入。
4.加强税收管理和法制建设，努力提高税收征收率
提高财政收入的有效途径在于，加强对企业的征管力度，提高征管的质量。明确税收征管的责任，做好对于能够提供巨大税源以及纳税较多的企业的监督检查。通过健全普及的法制宣传教育，让人们意识到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从而营造良好的纳税氛围，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税收。积极发挥各相关部门的职能，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个人或者企业意识到税收的重要性。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执法，做到严格执法，严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