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角度看，《变形记》揭示的是异化的社会现实。人变为甲虫自然是异化，但更可怕更深层的异化是由此而发生的家庭关系以及其它各种社会关系的畸变。
格里高尔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一家人全要靠他的收入维持生计，他也视此为自己的职责。他努力工作，拼命挣钱，使得一家人能够生活得安宁、满足。总之，在他变形之前他的家庭像一般的家庭一样不失亲情。然而当他变成甲虫，不能再去上班挣钱，不能再为家庭带给经济来源，无法再与家庭持续以往的那种经济联系以后，温情脉脉的家庭伦理之爱不复存在了，所谓的亲情显露出了虚假性：一看到他的“虫”模样，他的母亲惊得昏厥倒地;他的父亲则对他暴跳如雷，甚至用苹果砸他。而妹妹，虽然在开始时还对哥哥抱有同情和怜悯之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渐渐地嫌恶了他。到最后，全家人都把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当作包袱。当“它”在孤独寂寞中凄然死去以后，全家人如释重负，作了一次简单的郊游，并谈起了新的梦想和完美的前途。8
卡夫卡曾说：“人们互相间都有绳索连之后。如果哪个人身上的绳子松了，他就会悬吊在空中，比别人低一段，那就够糟;如果哪个人身上的绳索全断了，他跌落下去，那就可怕极了。所以务必和其他人捆在一齐。”
卡夫卡在那里表达了一个十分残酷的真理：维系着人与人之间温情的传统宗法在现代社会已被异化为主要靠经济的联系，这正是格里高尔变形后可怕经历的注脚。金钱是维系格里高尔与家庭的绳索和纽带，这条绳索断了，家庭伦常、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就发生了裂变。作者在那里揭示了西方社会中近乎残酷的伦理关系状况和社会关系实质，而这些恰恰是制约人性的瓶颈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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