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讲一个典故:
在《韩非子》一书中“外储说左上”中说: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紫色成了流行色,紫布脱销。齐桓公十分愁闷,就问宰相管仲该怎么办。管仲说:“大王您想煞这个风不要紧,可以先自身脱下紫色服装来,然后对身后侍卫说:我非常讨厌紫颜色。如果这时再有穿紫颜色服装的进来,您一定要对他说:你先回去脱掉你的紫色衣裳,我非常讨厌紫色!”齐桓公说:“好,我一定照这个办法去做。”这样做了之后,齐桓公的左右近臣当天就没有一个再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二天,整个京城再没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三天,全国范围内也没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了。
这个小故事讲出了一个上行下效的道理。上行下效,事事如此,推广普通话也是如此。
从道理上讲,在说普通话这个问题上,学生不应该攀比教职员工,他们年龄大了,几十年的习惯难改,口齿不灵,反应迟钝。但实际上呢?或多或少总有那么一部分学生在瞅着教职员工,也可能有的教职员工在瞅着学校领导:你说我才说,你不说我也不说。大家试,如果上头的人在用普通话同你说话,你怎么好意思、又怎么敢用方言土语作出回答呢?
现在,绝大多数教职工和学校领导都在时时处处普通话,对同学们起到了极好的影响。我们学校每年两次举行教职员工普通话比赛晚会,就是向大家汇报这方面的成绩。但是,不用讳言,也有少部分同志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普通话。那就让我讲讲自己说普通话的一点体会吧。
我胸前这个“推普先锋”的牌牌是和大家同一天戴的。同一天,大家全都自己申报,愿做推普先锋。但是,我们总不能像辛亥革命一来,人人把辫子一盘成为革命党;我们只要牌牌一挂,人人都是先锋吧?要名副其实,戴了就讲普通话。我自己普通话水平不高,也许是三四成,五六成,但必须讲,在讲的过程中提高。咱们要检查学生,谁不佩戴,或佩戴了不说,要扣分,要清理出“先锋队伍”。难道老师和学生应该两个标准吗?像我,出门赶集买菜,总不能走到学校大门口再戴上,那样岂不是弄虚作假吗?那就戴着上街,在街上逢着老熟人也讲。有的老朋友就问:“老张啊!你那个戴了个什么牌牌?你那个普是什么意思?”当我回答之后,他就说:“算了吧!趁早摘掉吧!另说了!”我对他说:“现在师范学校要求人人都讲,老师就得先给学生做出个样子。我还觉得,在办公室、教室讲普通话,回到家里又讲。谁知听了我的普通话,大女儿捂着嘴”嗤嗤嗤嗤“地笑:大儿子、小儿子则一声不吭,眉头一皱一皱地,意思是很遭罪,敢怒不敢言:老婆就大声喊:”哎哟----哎哟----饶了俺娘们吧!“她的意思是:”救救孩子!“当我坚持说下去的时候老婆竟然说:”可叫你难受死了,再说滚出去说!“----大家说说,我这个普通话的水平真那么差,到了”药死人“的程度?我说的不是还可以吗?那么,她这样打击”推普先锋“,该当何罪?什么罪也定不上,这叫做习惯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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