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人类的智慧其实有两个发展倾向：一个是向内的，终极是至善；一个是向外的，终极是占有。农业文明滋养了封建社会，而工业文明又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不断升级是人类外向智慧不断发展的结果。当人类又一次跨过一道千年门槛的时候，第一次无比惊恐的发现了周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核威慑、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精神危机和生态恶化。生存危机的出现根源于人类文明的异化。

这一切在预示着：人类文明需要一个转折。

英国哲学家罗素写过一本书叫《走向幸福》，人类千百年来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文明进步的本身。如果文明的进步带给我们的是无法预料的灾难，那我们还要这种进步干什么？幸福是一种内在的体验，不是外向的占有。前者可以走向永恒，后者可以导致毁灭。但人类却又往往忽略前者而向往后者。文明的列车行驶的是单行道，我们无法阻止它，但我们可以改变它的行进方向。当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把地球变成一个村落的时候，一系列的生存危机更需要全球的人们像一个村落的村民那样去思考和面对。

在经过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和一次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冷战之后，人类社会再也经不起任何人为的折腾了，更何况还有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的考验和逼迫。

几千年以来，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去努力奋起和追赶，世界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哪个像中国一样的大国经历着这么持久而又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早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共中央就作出了21世纪前二十年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多发期的判断，这个判断是英明和果断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该怎样去把握机遇和处理矛盾，以求用一种较为平和的方式度过这个崛起的历史必经阶段。这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智慧。

1952年12月，伦敦相继有几千人离奇死亡，后来人们才发现是空气中含有过量工业排放的高价铁，这就是20世纪发生的典型的“伦敦烟雾事件”。其实，人们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和研究，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到了90年代这一概念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接受和推广。面对环境问题，西方曾经出现过绿色政治运动的潮流，但由于种种原因收效不大。当代中国学者也有很多人在关注和研究环境问题，如肖显静的《生态政治——对环境问题的国家抉择》、杨德才主编的《忧患中国——生存环境的昨天·今天·明天》等，但这些著作大多是就环境论环境，没有跳出环境论的狭小范畴去给生态文明一个更广泛的比较科学的内涵，更没有站在全球视角和中国崛起的历史大背景下思考困扰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被世人称之为“股神”的美国人乔治·索罗斯写了一本书叫《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他认为当今的人类社会制度都是不完美的，人类应该去追求和建立一个“开放社会”。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也认为：“全球环境所面临的新的深远的威胁正日益变得显而易见……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必须归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构建适合中国现阶段实际的“生态社会”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具体实现形式。生态社会是在生态文明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二者价值理念一致。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进程中，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总体目标和要求。这表明，生态文明建设已从一个学术问题上升到国家的发展战略。生态文明不仅应该关注和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问题，更应该关注和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问题。因此，本文认为，构建适合中国现阶段实际的“生态社会”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具体实现形式，而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则是生态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

人类的幸福不能只建立在物质财富的基础上，生态社会的提出和建设必将有利于改变

人类长久以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人们在生态良好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同时使经济和社会得到持续发展。当代中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生态社会的提出和建设也必将对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对中国21世纪头20年乃至更长远的发展都具有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