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生育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女性生育影响因素研究

作者：刘 鹏

来源：《商业时代》2012年第06期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采用了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九个省份的截面数据，对我国女性生育数量及意愿的非政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分析生育数量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而在分析生育意愿时采用了Probit和Logit的非线性回归模型。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政策措施。 关键词：生育意愿 非政策因素

我国的生育率在20世纪，经过了70年代的大幅急速下降和80年代的波动缓慢下降之后，到90年代中国大多省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接近或低于更替水平， 在20世纪末成功地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变，进入了低生育水平下的后人口转变时期。人口生育率转变的压缩性表现为生育率水平从高到低的转变过程被大大缩短，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由于中国的生育率转变过程并非完全依靠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自然的转变，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存在一定的差距，低生育率水平存在反弹的势能。在这种情况下，维持低生育率水平仍然是当今和未来一段时期所要面临的任务。 生育率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已婚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短短的30多年内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除了与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密切相关外，在不同程度上还有其他非政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必然通过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发挥作用。笔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可以迅速降低一定时期内的实际生育水平，但要在长时期内稳定低生育水平，只有依靠非政策因素，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 进而降低家庭的意愿生育率，以实现没有反复的生育率转变。 文献综述

随着马尔萨斯预言的失败，使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们重新开始考虑人类生育的问题。他们引入了新的影响生育率的因素，特别是生育、抚养孩子的价格这样一些经济变量。 自20世纪中期Gary Becker（1960、1965）的一系列著作开始，逐渐建立起来一套关于个体生育率选择的经济模型，以期能够对实证经验有更好的解释。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献（Mincer，1963；Nerlove，1974；Willis，1973），之后被称为芝加哥—哥伦比亚学派的，更多地是从需求角度进行解释。而后，被称为宾夕法尼亚学派的一些研究（Sa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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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1980；Behrman等，1984；Easterlin，1969；Lindert，1978），从供给角度对已有的分析进行了补充。之后的研究，基本都是以这两个学派建立的框架为基础，进行综合和补充。 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早期，就有学者研究国家政策对于已婚妇女生育率及结婚年龄的影响（Lavely，1984）。也有学者从文盲率、城乡收入水平和民族等角度研究生育行为，发现当引入城乡收入变量后，文盲率对于生育率的影响会显著降低（Nancy Birdsall，1983），这无疑从一个方面研究了经济发展、受教育水平和生育行为的关系。近几年，有学者将“超生罚款数额”作为自变量引入回归模型（杨涛等，2000）。还有研究者利用伊斯特林模型检验了城乡、民族、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变量对于孩子供给的影响，得到了较为显著的结果（陈卫、史梅，2002）。郭志刚和巫锡炜（2006）用泊松回归的方法从个人层面研究生育行为，得到了较好的拟合效果。任强和傅强（2007）分析了影响边际生育行为的因素。另外，陈宇、邓昌荣（2007）也对中国女性生育意愿进行了非线性的分析。 模型和数据选择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其中选取的是2004年的截面数据，包括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等九个省近千份女性样本，这些女性都是在18岁到52岁之间处于通常意义上的生育期的个体，既包括再婚也包括未婚或者失婚的人群。该样本的空间范围跨度比较大，既有山东、河南、江苏这样的人口大省，也有广西、贵州这样人口稀疏的省份，比较具有代表意义。

在对女性生育数量影响因素分析时，本文采用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而进行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时，既使用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也使用了Probit和Logit非线性回归模型，从而可以进行比较，会发现非线性的Probit和Logit模型更有利于解释非政策因素对于我国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回归结果及分析

（一）我国女性生育数量影响因素

首先分析我国女性生育数量的影响因素，选取了教育、工作、工资、吸烟与否、医疗保险、自己对于健康状况的评价、户口以及婚姻状况八个自变量。 多元线性模型一如下：

Child=a0+a1edu+a2work+a3wage+a4smoke+ a5medicare+a6health+a7house+a8married 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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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是女性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评价，在调查数据中分为四个等级，非常好、好、一般、差，在本文中定义为0，1变量，将差定义为0，其余为1。从表1中可以看出健康对于孩子的数量具有正相关，一般女性自身评价越好，孩子的数量可能会更多，但数据显示不是很显著。 edu是教育变量，在本文中也定义为0，1变量，其中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定义为1，可以看出教育的年限对于孩子的数量具有负相关，即学历越高孩子的数量越少，这也与人的观念有关。

work是工作的0，1变量，从输出结果可以看到，工作对于孩子的数量具有正相关，一方面可能工作会占据女性的很多时间从而减少孩子的数量，另一方面参加工作可以增加收入又会增加对孩子的需求。wage 工资变量的影响和work的影响十分类似。

smoke是一个0，1的吸烟变量，对于孩子的数量具有明显的负相关；medicare是女性是否享有医疗保险0，1变量，也对孩子的数量有负相关。

married是女性是否结婚的0，1变量，对于未婚或是失婚的女性定义为0，从表1可以看出，在婚的女性孩子的数量更多，这比较符合直观的理解。

house是户口的0，1变量，定义城市户口为1，农村户口为0，结果显示，农村户口对孩子的数量有正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会发现输出结果的显著性都比较差，及几个重要的变量的解释效果都不好，因此有理由怀疑遗漏了一些变量。在此加入另外几个解释变量，女性自身的年龄（age）、自己的父母是否健在（fm）、丈夫的父母是否健在（fm1）、自己是否有兄弟姐妹（xdjm）、丈夫是否有兄弟姐妹（xdjm1）等等。 回归模型变为：

Child=a0+a1edu+a2work+a3wage+a4smoke+ a5medicare+a6health+a7house+a8married +a9fm+a10fml+a11xdjm+a12xdjml+a13age

在加入了age等五个变量之后，整体的回归结果的显著性都有了明显改善，原有变量的影响并没有多大改变。

其中age的影响是正向的，即随着年龄的增加，孩子数量也会增加。

fm 是0，1变量，只有父母有一方健在就定义为1，对孩子的数量有负向的影响，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父母的存在可能会加重子女的赡养负担，从而对孩子的数量有负相关；同样的道理，fm1对于孩子的数量也是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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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djm是是否有兄弟姐妹的0，1变量，对孩子的数量有正向作用，可能因为有兄弟姐妹的个体习惯了这样的环境，在成年之后也倾向于多要孩子；同理xdjm1的影响也是如此。

（二）我国女性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文章分析我国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也选取了上述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child1，我们定义为是否想要孩子的0，1变量，采取多元线性回归，以及Probit和Logit模型，然后进行比较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到，Probit和Logit模型无论从系数的显著性还是正负影响方面都比多元线性回归要准确的多，这其实是一个二元选择模型，因此用Probit和Logit模型要准确的多，两者的结果差别不大。

需要解释的是工资对于生孩子的意愿是负影响，一般来讲，中国人生育主要是为了“防老”，而收入高的人对于这方面的需求不高，医疗保险的影响和工资的影响几乎是一样的，都是对应着“防老”的问题；同样，教育年限对于生育的意愿也是负影响，学历高的人对于传宗接代的观念看的不是太重。

对应“防老”问题的还有户口的影响，相对农村来说，城市的福利措施比较完善，因此城市老人的养老问题也更容易解决，因此生育意愿不如农村来的强烈。

而父母是否健在则对生育意愿有负的影响，父母健在加重了子女的赡养义务，从而降低了其生育意愿；与此相反，是否有兄弟姐妹则对生育意愿有正的影响。

年龄的影响则更显而易见，年轻的时候生活压力比较大，再加上观念的影响，生孩子的意愿不是很强烈；随着年龄的增加，家庭的建立，传宗接代以及防老观念的影响，生育的意愿会更加强烈。 结论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到，教育、工资、医疗保险等都对生育有负的影响，而家庭、健康状况等对生育则有正的影响。另外还可以看到父母健在与否以及是否有兄弟姐妹都对生育有影响，这是比较独特的角度。

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以生育行为控制为导向的生育政策已不能很好地适应人口与发展的要求，其效果已逐渐降低，应重视通过改善影响生育的社会经济等非政策因素进行调控，生育管理应从直接管理生育行为转向构建稳定低生育率的良好社会经济环境。在社会经济及教育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生育率偏高，为了降低较高的生育率应采取加强计划生育政策与发展社会经济的双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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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1.杨涛，Marjorie，McElroy.中国人口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0（3）

2.陈卫，史梅.中国妇女生育率影响因素再研究—伊斯特林模型的实证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2（2）

3.任强，傅强.经济发展下的边际生育行为.中国人口科学，2007（1）

4.张爱婷，杜跃平.非政策因素对我国生育率影响的量化分析.人口学刊，2006（2） 5.陈宇，邓昌荣.中国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