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书院研究综述

叶彬

【期刊名称】《《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9(021)005 【总页数】5页(P54-57,81)

【关键词】浙江书院; 书院研究; 综述 【作 者】叶彬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G649.299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书院分布全国各地。其中，地处东南的浙江早在唐朝就建有会稽丽正书院、龙游九峰书院和寿昌青山书院。[1]2 纵观浙江书院的发展历史，它始于唐朝，并且是在两宋时期取得了初步发展。尤其是南宋迁都临安后，使得浙江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进一步带动了浙江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自此，浙江书院的数量逐渐增多，组织机构和学规制度也日趋完善。据学者统计，明清两代是浙江书院的大发展时期，书院数量从明代的199 所增加到清代的397 所。[2]160 这些书院不仅引领了浙江地区读书尚学的社会风气，还催生出以“经世致用”为显著特点的浙学，极大地推动了浙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社会各方面的进步。长期以来，学界对浙江书院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不过在研究的整体

性和研究深度方面尚有不足。通过对当前研究现状的梳理和分析，将有助于加强对浙江书院的深入研究。 一、浙江书院研究概况

浙江书院是中国古代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有关书院史的著作中都能看到浙江书院的身影。在这些著作中，有学者对书院的整体发展历史进行梳理，如白新良的《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1]王炳照的《中国古代书院》、[2]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史》[3]等，其中就有对浙江地区历代书院数量的统计结果，以及一些著名书院的简单介绍。同样地，还有学者在进行书院的专题研究中提及浙江书院，如陈谷嘉等人主编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4]邓洪波的《中国书院章程》[5]等。 以上书院研究著作中或多或少地提到浙江书院，大都是一笔带过、浅尝辄止。随着书院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书院的区域研究也逐渐兴起，专门研究浙江书院的著作开始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例如胡佳编写的《浙江古书院》，[6]以及台湾学者吕仁伟编著的《浙江书院之研究》。[7]可以说，这两本著作较为全面地展示出浙江书院的发展概况，为学界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除此之外，尚有许多关于浙江书院的专题研究成果以期刊论文、硕博论文等形式呈现出来。据不完全统计，当以“浙江书院”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CNKI）、读秀学术搜索、万方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和筛选之后发现，研究浙江书院的著作有3 部，硕博论文7 篇，期刊论文37 篇。这些文章多发表于2000 年之后，尤其是近十年以来，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这说明自21 世纪以来，浙江书院的研究开始得到学界的关注，研究内容也日趋广泛，兹将此类文献进行整理，并分类概述之。 二、浙江书院研究成果概述 （一）浙江书院的整体研究

事物的发展必然有其历史进程。浙江书院的整体研究主要循着时间线索，重点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浙江书院及其发展特点进行归纳和分析。从搜集到的文献来看，较早

对浙江书院的发展历史进行整理和介绍的当属白新良的《浙江书院考述》，[8]他在文中详细列举了浙江书院在唐、宋、元、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兴衰历程，认为书院的整体发展对浙江的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活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王心喜在《浙江古代书院通论》[9]中同样按照时间顺序，侧重于描述浙江书院数量的发展变化，以及书院内的主要活动、教学内容和学风特征等。何华连的《浙江古代的书院》[10]简要回顾了浙江书院自唐到清的历史发展过程,通过对比分析展示出浙江古代书院在聚徒讲学、祭祀先贤、刻书藏书等方面所具有的特色，并强调书院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治学精神值得今人借鉴。

总体而言，浙江书院的整体研究比较注重对时间线索的把握，这样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浙江书院发展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特点，但是也由于历史跨度较大，无法对特定历史阶段展开详细的论证。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来看，浙江地区的书院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在组织结构、教学管理、教书育人等方面独树一帜，还促使浙江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学术特点和文化特征。 （二）浙江书院的断代研究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浙江书院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和发展特点。许多学者专门划定某一时间段来对浙江书院进行断代研究，以此考察当时书院的发展情况。据统计，关于浙江书院的断代研究成果共有论文9 篇，其中宋元时期7 篇，明代、清代各1 篇。可见宋代浙江书院受到学界较高的关注，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其一，宋代统治者对文教事业持开明的态度，相较于明清时期的文化专制和思想钳制，宋代的学术氛围显得较为自由和宽松，书院由此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其二，南宋迁都临安之后，浙江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但凡当权者颁布有利于书院发展的政策，抑或是给予书院一些赏赐，势必使浙江书院受惠良多、率先发展起来；其三，宋代是理学兴盛的时代，也是各种学派争相崛起的时代，一些名家大儒热衷于兴建书院来传播学术思想，因此这一时期的浙江书院研究颇具学术价值。

在断代研究中，龚剑锋的《宋代浙江书院略论》[11]是极具代表性的文章，该文的亮点在于史料详实、考证严谨，较好地论证了浙江书院与浙江学派之间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以及宋代浙江书院在教育制度、教学方法等方面不同于官学的特点。学者周百鸣[12]指出，南宋时期的浙江书院以朱学、陆学、浙学为主要讲学内容，初步形成了讲会制度，书院的藏书、刊印事业也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李月嬿[13]另辟蹊径，认为宋代浙江书院的发展不仅体现了宋代学术文化的流变，还促进了宋代浙江区域文化的形成。可以说，宋代浙江书院的勃兴极大地推动了地域性学术传统的形成，后世蔚为壮观的“浙学”便是发端于此。

明清时期浙江书院的发展状况同样也受到学者的重视。余焜的《明代浙江地区书院发展情况考释》[14]分析了明代浙江书院兴起的原因在于统治者的重视与提倡，以及浙江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优良的文化传统，虽然明后期对书院进行了几次禁毁、破坏活动，但书院的发展客观上仍推动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唐晓明在《晚清浙江书院教育的变革与传承》[15]中记录了书院教育变革过程的始末，在关注书院变革的同时仍不忘变革与传承之间的联系，论证了书院教育中的优良传统与良好学风应当被传承下去。

综上所述，关于浙江书院的断代研究往往从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基于经济条件、政治导向、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来探讨浙江书院的发展成因、发展概况及其历史影响。这些研究使人能够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浙江书院有一定的认识，其中有关继承和发扬书院优良传统的讨论在当下也具备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 （三）浙江书院的藏书事业与会讲制度

如今，也有学者对浙江书院的藏书事业进行研究，如朱小燕的《浙江书院藏书考略》[16]回顾了自唐至清末浙江书院藏书的发展历史，在藏书目的、藏书特点、藏书来源、藏书建设等方面都有论述，全面细致地呈现出浙江书院藏书事业的历史面貌。叶杭庆在《浙江书院藏书楼的发展变迁》[17]中叙述了浙江书院藏书楼的产生、发

展和变革过程，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书院教育的演变轨迹，尤其是在推动藏书事业、促进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的贡献。由此可见，藏书是书院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传播文化知识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满足了书院的日常教学需要，同时也为书院师生钻研高深学问奠定了物质基础。

除了藏书事业之外，会讲制度也是备受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沈坤[18]认为，浙江书院会讲制度的教育价值体现在“弘扬了自由创新的大学精神和教育理念”，而古代书院科研与教学的紧密结合促进了学术空前繁荣，为现今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提供了有益启发，是最具现代借鉴价值的教学制度之一。可以说，会讲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促进了书院内部的交流，也有助于打破各书院之间的隔阂以及各学派之间的壁垒，使书院迸发出新的生机活力，推动了学术思想的蓬勃发展。 （四）浙江书院的个案研究

在浙江书院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时代背景的变迁深刻地影响着书院的发展轨迹，其中不乏一些声名显著、颇具代表性的书院，研究这些书院可以更好地把握浙江书院的整体发展。早在20 世纪40 年代，就有关于浙江书院的个案研究。例如孙延钊的《浙江紫阳书院掌故征存录》[19]记述了紫阳书院的起源、建制沿革、人物考略等多个方面，为后人研究紫阳书院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珍贵史料。洪焕椿的《明清间之浙江三大书院》[20]主要记录了敷文书院、紫阳书院和诂经精舍的坐落位置、历史变迁、管理制度、学规教条等。这些早期的研究偏重于史料的呈现，可靠性强、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是叙述有余而评论不足，缺乏后续深入地探究。

从当前已有的研究来看，邵群的《万松书院》[21]是一部比较全面的个案研究著作，该书以教育与学术为主线，从历史沿革、教学与管理、书院功能、书院建筑等方面详细介绍了万松书院，俨然是一部缩微版的明清浙江文化史，读此书将有助于准确把握浙江教育与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除此之外，黄沅玲的《浙江古书院:万松书院、紫阳书院、五峰书院》[22]和周慧华的《甬上证人书院考》[23]均肯定了这些

书院对浙江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曾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上述书院存在的时间或长或短，但是它们能够反映出不同时期浙江书院的发展进程和历史特征，并且对浙江的文教事业、学术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浙江书院的其他研究

关于浙江书院的建筑研究。胡佳在《古代浙江地区书院的空间营造》[24]中指出浙江书院建筑多采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布局形制，在空间布局上强调轴线对称、逐层递进，表达了规正与活泼相对、伦理与自然相融的韵味。周景崇[25]则认为，研究浙江传统书院群落的建造艺术，将利于发挥浙江传统文化优势，重塑古代书院形象。可见，浙江书院的建筑研究一方面增进了我们对古代书院的建筑布局、建筑艺术的认识；另一方面旨在将古代书院的建筑文化传承下来，借此加深后人对书院文化精神的领悟。

关于浙江书院的比较研究。刘昌玉的《书吏与书院：两河流域与浙江古代私学教育之比较》[26]视角独特，创造性地从教学内容、组织管理、藏书功能三个方面来分析书吏教育与书院教育之异同，二者的内涵与外延有许多相似之处，分别对古代西亚与东亚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探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能够为当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

关于浙江书院与人物的研究。浙江书院兴起的背后离不开一些重要人物的支持和推动，他们或在书院讲学、或者带头创建书院，因此有必要探究这些人物在书院发展中所起到的影响和作用。比如秦玉清、张彬的《吕祖谦与丽泽书院》[27]就认为丽泽书院之所以鼎盛一时、声誉远播，主要原因在于继承和发扬了吕祖谦“以明理躬行为本、以经世致用为务、以平和宽大为怀”的独特思想和风格。诸如此类的文献，还有何生根的《朱熹与浙江书院》、[28]方祖猷的《黄宗羲与甬上证人书院》[29]等。

不难看出，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运用，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关于浙江书院的研究成果。而研究过程中取得的新发现，能够增进人们对书院各方面的认识，也可以为现今的教育制度改革和培养方式转变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三、浙江书院的研究展望

浙江书院的发展自有其独特的地域特征，同其它地区的书院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书院灿烂辉煌的发展历史。然而，或是囿于史料的缺乏，或是缘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浙江书院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仍有所欠缺。为此，之后的研究理应朝以下三个方面持续深入。

第一，研究方法应当有所突破。除了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之外，还可以借鉴比较研究方法，例如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一方面，通过考察同一时期浙江书院与其它地区的书院各方面之异同，以此突显浙江书院的地域特点；另一方面，将浙江书院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其发展的历史特点以及历史成因，从而推动书院史的整体研究。

第二，研究内容需要不断拓展。从研究内容的广度来看，现有研究涉及浙江书院的历史沿革、组织机构、制度管理、教学方法、讲学活动、藏书功能、学术研究、书院建筑，但在教师管理、学生管理、书院经费等方面少有提及；从研究内容的深度来看，不少研究还停留在表面，分析不到位、思考不够深入，未能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因此，后续的书院研究要善于发现那些被忽视的主题，勤加思考，进一步拓展浙江书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第三，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十分重要。当前，关于浙江书院的研究多是基于教育学、历史学的学科视野。随着书院研究的不断深入，跨学科研究也逐渐兴起，比如一些学者开始运用建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书院建筑；从风景园林学的视角出发，阐释古代书院的园林艺术和景观文化。除此之外，浙江书院研究还可以从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方面入手，而且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往往能引发新的研究热点，为丰

富和完善书院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 参考文献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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